近代以来，女性作为种族后代的孕育者和国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身体逐渐成为社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女性身体病弱的现实情况不堪承受如此重任，此时卫生知识的引入为评判和形塑女性的身体提供了全新且必要的标准。女性身体不卫生的观念和行为遭到批判，这些观念和行为有的出自女性自身，有的则源于社会环境，更多的是多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在舆论的带动下，社会和政府采取了切实行动，推动女性身体从不卫生状态中解放出来，积极改造女性身体以合于卫生，并为再造女性身体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和卫生知识的贯穿下，女性的身体部分或完全地暴露在舆论的视线中，被评判和形塑，以建构具有“富国强种”价值的女性身体。从女性本身出发的卫生需求只能隐居其后，女性的身体在逐步“卫生化”的过程中，摆脱了不卫生的束缚，又走入了卫生的控制之下。女性在接受国家与卫生话语的同时，也就认可了加诸其身体之上的监督和约束，并逐渐转化为自愿自觉的个人行动。
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无所不在，以及其与卫生知识的联系，导致无论是被动的要求还是主动的追求，民众身体的卫生都难以摆脱民族国家话语的烙印。知识分子主导的舆论极力主张国家对身体的干预，同时要求社会形成对身体的共同监管，由此使得政府对民众身体的干涉具有了正当的名义。民间力量的相关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相对显著，行政权力对民众身体的控制和管理则较为迟缓且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但都以不同方式保证了民族国家和卫生知识话语对身体的穿透力。这个过程是民众的身体“国家化”和“社会化”的重要一步，无论民众有无自觉的认识，近代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已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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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亚丽：《从晚清到五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建构与叙事》，7页，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载《女子世界》，19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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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文明先女子》，载《东方杂志》，1907（10），192页。
[6] 张肩任：《急救甲辰-女子之方法》，载《女子世界》，1904（6），2页。
[7] 弇邃：《女子的体育》，载《晨报》，1921-0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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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见姚灵犀编：《采菲录》，5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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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折》，载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585页。
[13] 《缠足妇人贬为贱民之新令》，载《申报》，1907-08-28（3）。
[14] [美]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由盛及衰的演变》，苗廷威译，28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5] 李荣楣：《中国妇女缠足史谭》，见姚灵犀编：《采菲录》，3页。
[16] 《临时大总统关于劝禁缠足致内务部令》，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17] 《令禁妇女缠足》，载《晨钟报》，1917-1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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