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透过知识分子的话语，还是政府和民间的作为，卫生知识最终的落脚点在个人的身上。卫生知识是界定一个“近代人”的基本标准，一个人的身体有无疾病、是否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愿意采取措施防治疾病，不仅影响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更重要的是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社会群体、民族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在近代社会赋予个人的国民身份中，这些行为与其国民资格和素质相关联。造就这样的“近代人”，需要卫生知识的持续穿透，有赖于卫生实践的具体操作，这在对群体施行的卫生活动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个人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易于鼓动和互相感染，其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卫生活动的过程中，能反复确认自己与群体和国家的联系，从而形成卫生知识凝聚下的“共同体”。
卫生知识被视为形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其现代性与公共性紧密相关。卫生的公德被视为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只求自己方便而无视公众利益在卫生话语中是不仅损人还不利己的行为。散落在城市各处的个人，他们对卫生知识的反馈往往只能从史料中间接窥其一斑。报刊上逐渐增多的对乱倒垃圾、随地便溺的不满，反映出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们对卫生知识的接受度在逐渐提高。这些个人通过卫生知识主动将自身与社会、国家相联系，有助于社会公德的培养。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往往被知识分子批评为卫生观念麻木、对卫生建设冷淡及自身不讲卫生，是“公共卫生行政上极大的障碍”。[4]居于社会底层者更是卫生话语的主要批判对象。这当然是一面之词，但从中亦能看到卫生话语的穿透力和卫生实践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大多未能产生出卫生的自觉意识，这与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政府的设计相差甚远。
卫生的话语和实践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抱有偏见，卫生行政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施行卫生之处往往集中于繁华区域或社会中上层集中之所，如通衢大道清扫勤快，偏僻小巷则无人过问，清理出来的秽土多被积存于穷陋之处，周围居民的卫生被无视。民众在卫生实践的过程中较少享受到实际的利益，反而认为卫生的诸多要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扰乱”[5]，在这种感觉下自觉的卫生意识难以产生。但卫生话语和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被追求现代性的渴望所掩盖。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对此缺乏认识，反而猛烈批判民众的自私心理，继续单向度地灌输卫生知识，并指责政府推行卫生措施不力。市政机构夹在知识分子的“激进”要求和民众的“守旧”惯性之间，往往“尔时卫生之成效未彰，扰民之责言已至”[6]。在卫生部门自上而下的“暴力”中，民众的公共意识难以获得蓬勃生长的土壤。同时还加剧了卫生实践的“碎片化”，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卫生工作均无法全面而持续地覆盖整个城市，能够真正享受到卫生利益的民众还只是少数。
总而言之，1900年前后至1937年间，卫生知识的普及是近代北京城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带来的物质进步、观念更新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切实地影响着城市的面貌和民众的生活。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动**和经济基础薄弱，不应过分夸大卫生实践取得的成效，但应当肯定卫生知识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现代化得以真正地启动和发展。
反思过去以关照当下。在当代，卫生是评判国家实力、城市管理和国民素质的重要指标。政府定期举行“爱国卫生运动”、“国家卫生城市”评选，在社会的议题、人们的家常中卫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物质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是卫生事业得到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事件，提醒我们当代的卫生事业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未能完全保障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政府的公共卫生监管能力和医卫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还未能随着当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有相应的提高；卫生教育还应开拓思路，切实去做，防止形式化、空洞化，使民众的卫生意识与社会公德共同发展。这些都是近代卫生知识普及过程中未完成的任务，至今也仍然是卫生工作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通过具体的研究我们看到，近代的卫生实践还有许多值得当今卫生工作借鉴的做法，如重视卫生宣传，积极寻求宣传形式的丰富和创新，又如民间力量主动倡导和施行卫生，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进行资源整合，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有助于推动卫生知识普及的速度，增强卫生知识普及的能量。因此对近代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为当代的卫生事业和人的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卫生知识普及的过程中，还有许多被掩盖和被忽略的意义。来自下层民众的声音仍然微弱不可闻，民众的自然需求和物质欲望不可能被完全压抑，传统习俗与宗教也并不总是以卫生知识的对立面出现。本书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档案文件和报刊资料，虽然档案文件表达的是政府的意志，报刊来自知识分子的论述，但我们不应由此得出其意义不存在的结论，而是更应时刻警惕卫生施行过程中的话语霸权，努力寻找更多不同的声音，这是作者继续努力的动力和方向。本书在时段和地域上都有所限定，这影响了论点的适用范围，但研究者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是揭示历史全貌的基础，本书希望能为此做出微薄贡献。
[1] 《城市卫生（八）》，载《晨报》，1927-03-09，（6）。
[2] 毛子震：《打针》，《通俗医事月刊》，1919（1），3页。
[3] 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载《社会学界》，1927（1），202页。
[4]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总结》，载《中华医学杂志》，1936（10），952页。
[5] 伍干侯：《防疫》，载《通俗医事月刊》，1919（2），14页。
[6] 《附北平特别市卫生局〈答胡百行君〉》，载《医学周刊集》，1930（3），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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