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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_何江丽(第三节 近代医疗空间的开办) 第(3/4)页

作为传统皇家祭祀之地的天坛,其中的一部分能够转化为医疗空间,不仅由于其环境相宜,且源自民国政府对传统空间的重新认识和再利用。这种近代医疗空间生发自传统空间的模式由来有自,北京第一所西医院——双旗杆医院就改建自一座破败的火神庙,创办者德贞将其中的庙宇殿堂按照西方医院的空间结构进行了重新区隔,从此以后,“寺庙式医院和双旗杆标识开创了北京西医院的近代模式”。1925年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系主任兰安生选择地址创办协和医院公共卫生中心时,也同样选择了一座废弃的寺庙,延续了寺庙式的医院文化。[117]此外,还有香山红十字医院,也是在香山昭庙旧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图4.2 香山红十字医院

资料来源:《世界画报》,1929-03-24。

近代医疗空间的设备以科学和严格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医疗卫生知识的要求。清末创设的内、外城官医院设备齐全,实施医疗的空间主要有挂号室、男及女候诊室、看护室、诊治室、手术室、敷药室、发药室、普通及特别养病室、传染病室、癫痫病室等,其中传染病室和癫痫病室均与其他房屋隔离。[118]医院的空间设置仿行西式医院,反映出当时清政府施行“新政”以学习西方的决心,其后国人创办的医疗空间或有繁简,但均依照西医院的模式进行配置。

对精神病人的空间安置集中体现了医疗卫生知识对医疗空间的指导。在传统中国,通常对待精神病人的办法是将其禁闭在家庭中,而西方的医学理论要求将病人隔离至专门的医疗空间内接受治疗。[119]一般的医院中若设有此类专门病室,则须将其与普通病室隔离;若无则拒绝接受此类病人入院。针对精神病的特殊性质,需要设立专门的精神病医疗空间。1908年创设的内城贫民教养院附设有疯人院,目的在于将疯癫的病人与社会隔离开来,疯人各居一室,并每日可至室外散步,但不得聚集同游。[120]后因效果不佳,且人数愈多,于1917年底分作独立机关,迁至北城的高宫庵,设有医士二人,男女病人分住,各被关在一间大屋内,有暴力倾向者被铐在屋子中央。[121]此时的疯人院医疗条件较差,也无法提供单独的隔离空间,仅仅是像监狱一样对疯人进行看管和控制。北平市卫生局成立以后,与协和医院合作,将疯人院改组为精神病疗养院,提高医疗质量。至1933年,鉴于“房屋区仄疯人群聚,目睹奇异之形状,愈增精神之痛苦”[122],传统的庙宇不能满足医疗空间的需求,卫生机构进一步寻求更宽大的房屋,更改疗养院的空间结构,以使精神病人相互隔离,增进治疗效果。1934年,疗养院内成立了化验室、图书游艺室[123];并添修浴室、洗濯室、理发室、灭虱炉,实施温水治疗和工业治疗[124],对精神病人实施积极治疗。随着社会对精神病认识的深入,出现了治疗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在30年代北京开始出现私人创办的精神病疗养院,每间病室仅容一人居住,男女病室和浴室、厕所均有区隔。[125]

近代医疗空间既是病人聚集的地方,又是消灭疾病的场所,因此对卫生的要求很高,设备须保持洁净,并时常消毒。1918年京师警察厅颁布《新定医院规则》,要求医院的房屋必须宽大,屋内随时泼洒石碳酸进行消毒。[126]私人创设的医疗空间在营利的驱使下也日益追求设施完备和卫生。如位于王府井大街由私人集资的北京疗养病院,各项设备完善,病房异常整洁,分科治疗,取费极廉,德国医生前往参观亦称道不已。[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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