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的一些刁民堕民混入佛门或直接借佛教进行迷信活动，无疑使本来就已经迷信化的佛门形象更加毁坏，以至于当时有人把寺院看成是“宣传迷信的机关”，“多一个寺院，就是多一个宣传迷信的机关，僧侣自己也因之极其个人的自由而终至堕落，社会上所受的不良影响也愈不堪”。[17]因此，一位外国学者在谈到中国近代佛教时也说：“一般地说，佛教倾向于与道教和民间宗教合流，并给世俗民众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包括各种节日和焰火，诸多鬼怪和祛邪术，慈悲的菩萨及无所不能的神灵。”[18]
除此而外，在近代知识界的某些颓废之士相继成立了“上海灵学会”“北京悟善社”等组织，编辑出版了数十种诸如《灵学丛志》《灵学要志》等宣传灵学和鬼神迷信的杂志和书籍。《灵学要志》自称是“神圣仙佛乩笔劝世兴教救劫之书”，把佛混同于神鬼，加以宣扬。上海灵学会的俞复公然认为“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著名佛教居士丁福保也参加灵学宣传，认为“人死为鬼，鬼有形有质，虽非人目之所能见，而禽兽则能见之”。[19]这些无疑使佛法的迷信化更具有蒙蔽性，实际上把佛法推入到迷信的深渊之中。
这样的佛教不仅与佛陀创教的本意和佛法根本观念完全背离，而且与蓬勃开展的近代科学化浪潮更是格格不入，甚至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的明显障碍。
如上所述，西方近代宗教的理性化，是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紧密相关的。这不仅因为基督教神学的世界观在科学进步中不断受到冲击，并被无神论者，尤其是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予以猛烈的批判，而且还因为基督教在适应民间世俗需要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不少巫术迷信的成分，从而招致科学理性主义者和纯正神学家的批评。比如，英国在宗教改革前，“上层教士热衷世俗事务与下层教干不断下降所产生的结果，却与欧洲大陆教会作风窳劣和出卖圣职所产生的后果一样，使英国教会戒律废弛，迷信盛行。广大未受过教育的下层贫苦信徒，原来就容易对基督教作迷信的解释和理解，教会管理机构的瘫痪与下层教士的无知，更对迷信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圣徒和遗物崇拜成了英国宗教的主要内容，而基督教的神学和礼仪却被废置了。”[20]清教正是要改变这一衰颓的状况而产生的。因此，到17世纪，在波义耳、牛顿等人那里，扫除了迷信的清教与科学能够协调一致。
中国自古代即有反对巫术迷信的传统，对于历史上佛教的迷信化的批判也代不乏人。汉代王充曾明确地指出，鬼神之说，“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21]梁范缜针对当时佛教徒所宣扬的形谢神存论，提出“形质神用”，“形谢神灭”的观点予以驳斥。明代曹端指出，佛教本无斋醮之说，是梁武帝开其端，实害道乱正。而所谓水陆赛神大会，更是荒谬，“设有利害，愿以身当之”。[22]明末黄宗羲对于那些热衷于“为佛而货者”，指斥为“蛊惑”，甚至认为“佛也，巫也”，佛门的各种神异之说，不过是“世俗自欺欺人之说”。[23]清代之后，随着佛教附庸世俗巫术迷信的加重，对佛教迷信化的抨击也越来越多，王夫之、熊伯龙、颜元、袁牧、洪亮吉、周树槐，等等，都发表了不少言论。[24]近代中国的反佛教迷信化，应该说既是继承和发扬古代的优良传统，也是近代科学化浪潮冲击的结果。
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较早在宣传科学思想的同时指斥佛教末流的荒诞不经。他说：“释氏之末流，灭裂天地，等诸声光之幻，以求合所谓空寂。此不惟自绝于天地，乃并不知有声光。”[25]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于佛教末流的迷信化批判越来越强烈。陈桄于1903年在《浙江潮》上发表《续无鬼论》，批评佛教末流“杂以鬼神果报之说，普救之效未见，迷信之论日从。言及于国则国颓，言及于世界则世界无进步，害斯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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