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欲话报》上发表《敬菩萨》，揭露佛门末流“大相反背”“真佛的经上”所说的“无我相”，造出各种菩萨、佛像来欺骗民众，获取钱财，真是欺佛害人。[26]稍后，在《南方报》《新世纪》《东方杂志》等报刊上都相继刊登了不少批评佛教末流迷信化的文章。有人撰文认为，中国的衰弱与中国宗教的流弊有密切关系。中国的宗教是很复杂的多神教，道非道，释非释。中国几乎成为一个非儒非道非释的迷信鬼神国。迷信鬼神之风盛，直接阻碍中国科学的进步。全国上下供神拜佛求福求财求子，使道德日衰，国家必不可救。[27]张静江、吴稚晖和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更明确地将宗教、迷信与现代科学对立起来，批评“迂儒污僧，取利于己”，对荒诞不经的灵魂不死等说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8]当时著名的绅商张謇也对佛教末流在佛寺中“杂祀天神地祇人鬼”等表示不满，指出如此做法“不尽合释氏言”。[29]
著名的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认为佛教“蒙着婆罗门的影响，所以有六道轮回等等话头”。[30]他从自然科学出发，并继承中国古代的神灭论思想传统，断然否定近代佛教末流所宣扬的灵魂不死说和鬼神果报论，指出和尚念经“超度死人”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31]认为“最近于神圣不可侵，宜莫如科学”，而不是神学、偶像。[32]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时代先锋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各种神学、迷信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清算。
胡适自称是受了王充、范缜和司马光等的反迷信鬼神思想的影响而“走上了无鬼神的路”。他认为中国人丧礼中所谓“超度亡灵”“降神”“破地狱”“破血盆湖”等，都是出于佛教所谓鬼神果报的迷信。[33]“禅宗佛教里面百分之九十七，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34]佛门弟子所谓的种种神通，不过是“一种印度古来的迷信”。[35]遇上天灾人祸，就去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等等，不仅不能带来实际利益，反会使变得愚蠢懒惰，使人类不能征服自然，而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他痛斥“佛弟子的立场是迷信”。[36]呼吁人们不要“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而“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戡天缩地的人”。要相信“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能“使你自由，使你强有力，使你聪明圣智”，“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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