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发动光复战斗，然而，经费筹措尤为紧张。不少寺僧踊跃筹葬和捐助款项，以支援革命军。在上海光复战斗中，沪南陆家洪的海潮寺住持智能，主动认助军饷十万两，以厚军需。[55]在海潮寺僧的带动下，各寺僧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积极为光复军筹措和捐助经费和粮食，十分踊跃。上海光复后，浙江定海普陀山寺僧人代表向《民立报》表示愿助军饷，响应革命，要求革命政府派人上山接洽。沪军都督陈其美遂委派陕西革命党人马凌甫和雷展去普陀山接洽。这笔助饷，后来成为陕西革命军购买军火的一部分专款。[56]各省光复以后，百废待兴。各地寺僧积极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捐助资产。安徽某县指南庵，素称丰富，住持僧上乘“以新政还兴，需款甚巨，地方筹措为艰、不忍坐视，当即捐助田亩以济各项经费”。随后，“又捐助庵产田亩，山场竹木等项，办理地方公益，声明分为四股：（一）为各学堂经费,（二）为巡警经费,（三）为自治经费,（四）为教育会经费。”[57]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各地许多开明寺僧，积极筹措和捐助经费，以支援革命斗争，体现出了可贵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带来的空前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地严重地影响到寺僧阶层的生存；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革命浪潮，也势必会重新唤起他们“拯世救民”的宏愿；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20世纪初以来清朝当局所推行的维新“新政”，几乎都是推行压制、排斥甚至是毁灭佛教的政策，致使佛教一直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面对正在蓬勃开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于广大寺僧来说，要么抱残守缺、坐等待毙，与封建专制政府一同消亡；要么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赢得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同情，从而在争取民族新生的同时，亦争取佛教的新生。当时，铁岩法师等所宣扬的“建立共和国与振兴佛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思想，正反映出他们是自觉地选择了后者。
清末许多佛教寺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宣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积极支持和参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多的爱国佛教徒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58]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中所锻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型爱国爱教精神传统，从而成为中国佛教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晚清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熔炉中，爱国爱教的寺僧们也逐渐认识到革新佛教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辛亥革命以前，华山、栖云、亚凳、铁岩、曼殊等少数开明寺僧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越来越多的寺僧开始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像太虚法师，在辛亥革命以前，因受黄花岗起义的冲击和华山、栖云、邹鲁、潘达微等革命党人的影响，便产生了改进佛教的思想，“就是要怎样根据佛教的真理，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颓废的佛教复兴起来”。继而“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既成了共和立宪的国家，僧伽制度也不得不依据佛制加以适时的改变，使成为今此中国社会需要的佛教僧寺”。[59]因此，民国建立伊始，他便积极投身于佛教革新运动,提出了震动一时的“佛教革命”三大主张，一跃而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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