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也使一些曾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持怀疑、冷漠甚至是悲观态度的爱国爱教僧俗，开始认识到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必然性，并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来积极开展佛教复兴活动。如曾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极为悲观失望的著名高僧寄禅法师，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逐渐觉醒过来，开始放弃对清政府所怀抱的幻想，转向拥护和支持共和立宪，认为“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共和”[60]，从而把振兴佛教与建设民国切实地联系在一起。另外，中华民国成立后，欧阳渐、邱希明等爱国佛教居士也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共和立宪的认识，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大业，成为近代佛教革新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晚清资产阶级革命，也为近代佛教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佛教界反抗日本侵略的救国主张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运动的最艰难时期，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形态发生转变的最关键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抗日运动，改变了艰难复兴中的中国佛教的生存态势,最终使得中国佛教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不断成熟起来，并由此走上了救教革新之路。中国佛教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逐渐自觉地适应民族救亡的时代需要，又同时逐渐自觉地走上自身的革新与复兴之路。[61]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佛教界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声。他们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本着佛教的和平主义来呼吁包括日本和日据朝鲜及台湾的佛教徒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佛教革新领袖释太虚公开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认为佛教徒占过半数之日本竟然“迷昧因果之理，造作凶暴之行，妄动干戈，强占中华民国东北之辽、吉两省。复运其海军陆战队威胁天津、青岛、海州、上海，以及长江各都市，且强迫满人、蒙人为傀儡而诳言独立。十恶、五逆，一时俱作，以残毁五族共和之中华民国”，也是“逼令东亚以至南亚、全亚佛教民众入于自相屠杀之一途，将亚洲民族复兴之活路突然堵塞，亦将进于世界和平之基础忽尔摧坏”。他呼吁长期受“日本少数贵族军阀政客”所宰制的“我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信佛民众，应速速成为一大联合，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动”！[62]
不久后，太虚又在河南省开封市人民广场发表公开演讲，呼吁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佛教徒，应当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面目及其不可避免的罪恶下场，要坚定抗日信心，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世界和平，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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