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工业为经济中心之新的社会国家，都练成强有力之陆海空军，来侵略弱小国家民族；最著者，为西方之英、法、德、美、意、渐及东方之日本，他们俱是抱着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武力侵略，甚至亡人之国，灭人之种，无所不用其极。中国自清季以来，无一时一刻不在列强压迫之下，受其荼毒，已变为不堪状态……列强压迫中国之最甚者，要算日本。在过去的马关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等等，且置不论，最近又逞其旧技，变本加厉，以万宝山之案，酿成朝鲜排华，屠杀无辜侨胞；以中村事件借口出兵东三省，强占我国领土，残杀焚掠，肆无忌惮，东北精华，一扫而空。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正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要想救水深火热之中国，非三民主义不可。三民主义即是救国主义，亦可为救民主义，所以中山先生革命，既不是为自己，亦不是为少数人，是为救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然中国国民对此，多半不甚了解，但他们对于佛法，确是都知道是济世利人的。因他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几分认识。盖佛法之对象，为世界的含识众生，人类的社会国家，是与三民主义同出而异名。职此之故，欲实行三民主义，若借佛法为他的先锋，庶能解除一切隔碍和误会，达到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国际上的自由平等目的。[63]
上海的《威音》杂志也即时发表社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及其对东亚和世界和平的严重破坏。社评说：“自日本强占东三省以来，直接侵害中国土地人民，扰乱东亚和平，间接引起世界问题，后患不堪设想。”该社评批评佛教界中“大寺院内那些方丈长老执事以及闭着眼睛装聋的那些禅子”，他们容心世外，理乱不闻，把国家民族的危难置之度外，完全抛弃了佛法救世度人的根本精神，同时，同情那些“长者居士新僧名彦，莫不义形于色，情见乎词，或就佛法的宗旨上而叹世间罪恶，或就国家的观念上而疑佛法无用，或以为日本号称佛法昌明，何以行为如此之蛮横，或又以为密教多说护国摧敌，岂果圆满慈悲之佛，独有偏私于日本”。该社评担忧“有一种人，初于佛法，未深研究，虽逢善友，亦未深信，今遇斯事，益生疑惑，谓吾民族孱弱如是，岂复空言般若高怀慈悲之时，唯有整军经武，敌忾同仇，杀以止杀，乃真救人救世，何用佛法玄虚，导民消极。况弘佛者动言，日本信佛固无妨其强大，今假使其言谛实，则日本信佛而强大，强大而乃不惜引起世界第二大战，为全人类祸，又安见佛教之能慈悲救人，是强与弱，救人与自救，皆无关于佛教也”。不过，该社评也明确指出，这种因日本作为佛教国仍然侵略中国从而怀疑佛教无用甚至有害的观念，并不符合佛法的真义。因为“日本信佛者虽众，其所信之佛，果足尽我佛慈悲圆满之量与否，吾人方甚怀疑。疑者，疑日本之佛，非疑我佛之佛也”。该社评还指出，对于佛法的学习，不能只得其表，应该更看重佛法的慈悲精神如何真正体现在言行上。就如看待日本，“以为日本佛法昌明，当看日本人在在表现于吾人于世界者，何无一点佛法相似之精神，岂其人民所受于佛化之教化，犹未足变易其气质，则何以谓之昌明，抑亦其所以教化人民之佛化，本来如是，则其所谓佛法，甚可惊异矣”。该社评认为，此次日本侵略东北三省，有三点是不可不认真对待的：“一吾人当以佛法精神谋根本之团结。二吾人不可使佛法为机所转，三对日本人之佛教怀疑。”该社论还特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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