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深切地感觉到：“作为教会的任务，教育工作必然被公认为基督教事业的正式组成部分。在1907年大会上还没有教育工作报告，现在则设立了教育特别委员会，并且完成了对中国基督教教育工作的调查研究，指出它未来的责任。现在教育职员的人数已经差不多和布道员人数相等，今后将出现一个中国本色教会空前发展的时期，各种教会事业增长速度下降的现象必将克服。”[11]越来越多的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教会领袖认识到，大力推广普通教育也是注重培养青年的特别方法，一些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中国青年，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一组数据足以证明这一趋势已经呈现。“1907—1920年间，受餐信徒人数约增长速105%，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332%，比信徒增长率快两倍。同时期内，教会学校的教师人数增长374%，按立职员增长200%，非按立职员增长37%。”“1914—1920年间，全国教会受餐信徒人数平均增长率为6%，1920年当年的增长率也是6%。六年之中，因死亡或其他原因脱离教会的信徒人数绝不会相当于增长人数的一半，可见，1920年受餐信徒人数增长之所以如此之高，正是由于改变了过去的方法，更多地吸收了学生信徒的结果。”因此，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认为，在中国的“基督教面临一个新的战略性问题，就是应立即设法吸收有学识的青年人为教会服务。有些地方的教会中，有学识的青年人已经支配教务政策了。注重教育事业固然耗费了不少基督教团体的力量，但也为教会增添了大批重要成员。1900年以来加入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来自教会学校。这件事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注重教育事业，目前教会的情况将是个什么样子？教会注重培养青年教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效果，就是信徒教育程度的提高比全国人民教育程度提高得快。全国平均每75人中仅有学生一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三人中就有学生一人。此外，教会和各团体中还有大批毕业生。能识字读经的信徒已大有人在。这证明中国教会领袖的潜力在迅速加强，教会中受过教育的信徒已经成了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努力才能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这是个明显的事实。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信徒加强教育，增强人民的自决心，使之能逐渐指导教会宣教政策、热心办教育的人，也证明注重吸收并培养青年人实为发展教会事业的良策。”[12]
就在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正在展开为期三年（1918—1920）的全中国范围的基督教事业调查刚刚结束后不久，1921年9月，由美、英、中三国教育家、神学家和传教士组成的中国教育调查团，在北美基督教差会和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下，在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巴敦（）的率领下，开始在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中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调查。调查团成员16人，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这次调查工作到1922年初结束，最后编写成《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一书，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美国的北美差会部出版发行。该书同样非常强**会教育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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