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之重要，并不关乎已设校数及学生之多寡，实可以其毕业学员在国内及宗教上所占地位，及学校本身所做事业证明之。此等学校创办之方法，纵有多种缺点，其所得资助纵不适当，然彼等实尝养成多数之男女人士，而此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并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方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将来宗教之兴盛，工商业与政治得受高观念之浸润，俾中国得有一种健全之国民生计，并得因彼固有之才能及伟大之天产，能在国际间取得彼天赋之地位。当悉惟此等人士与其后起之同志是赖。总之，教会学校实已证明其存在之权利。[13]
在该书中，他们还明确地表达了发展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基督教教育对于在中国教堂全体事业贡献之最著者，乃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个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14]
这与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旨在“让基督教占领中国”（或“中华归主”），其实是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也就是说，基督教到中国来传播和发展，离不开他们要在中国生根、繁衍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期望。中华续行委办会和中国教育调查团，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欧美基督教差会及部分中国基督教知识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他们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前夕不约而同地高度认识到发展中国基督教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在国内外公开宣布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基督教教育事业。而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选择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清华大学召开，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影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同情基督教、支持基督教乃至加入基督教的目的。而就在此时，与基督教轰轰烈烈地开展教会教育事业针锋相对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也开始相继兴起。
中国人关注到教育权问题的重要性，可追溯到清末反对教会教育的斗争。1907年《外交报》发表文章《论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危》，开门见山地指出：
国之大政，教养而已。养之事惟一，而教之事有二。有禁之为非者，法制是也；有导之于善者，教育是也。二者皆国家成立永久之要素，必以本国之人任之，然后有以培其爱国之心，扩其乐群之力，以蕲日进于富强。未有以乙国之人任甲国教育之事，而其国不即于衰弱者也。今之君子，知法制之为我国权，而不可授之外人矣。乃独于教育问题，关系一群之生死存亡，有什伯于行法裁判者，任外力之侵入，而夷然不思所以抵制之。其无乃知二五而不知十乎？
该文作者虽然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宣扬“忠君亲上”的封建主义思想，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教育侵略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结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如该文所说：
列强之经营东亚也，其商业、工艺、路政、矿产之属于物质者，几几囊括而席卷之矣。于是计划所及，乃渐舍物质而趋精神，遂有争我教育权之议。通商诸埠，西人私塾林立，不待言矣，势力伸张，骎骎普及于内地。自英人以教育偿款设立大学于太原，美人继之，长沙大学接踵而起。各省教会之托名善举，创办私学者，更不可胜数……不及十年，吾恐委巷阛阓之童孺，将尽舍国庠而入西校矣。前途之危险，宁甚于斯……夫至全国教育之权，尽握他人之手，宁复成其为国也耶？[15]
次年，《外交报》又发表《申论外人谋握我教育权之可畏》一文，进一步论述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夺中国教育权的阴谋。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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