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以后，彼所心营目注，专以教育为当务之急。建设学校也，推荐教员也，美其名曰扶植中国之文明，切其辞曰实行博爱之主义。吾国民方感其雅意之份殷拳，而不察其阴谋之眈逐。合朝野上下，以心醉而欢迎之，而彼之计行矣。夫天演竞争，日新月异，彼之极虑殚精而计出于此也，曾何足怪？所最不解者，吾国人当此一发千钧之会，犹未能同心御侮，努力合群，以拒西来之降洞，而乃以至可宝贵之时光心力，用以操一室之戈，而甘为渔人之鹬蚌相耳。且彼之用心，岂惟挑动满汉之恶感而已。法人之于云南也，则构扇于汉、苗之间；英、俄之于蒙古、卫藏也，则教猱于回纥、拓跋之族。而入手之方针，则皆假传教宣讲之名，以巧施其作用。今其机已朕矣。度三数年后，神州大陆必偏爱此问题之影响，内讧迭起，骨肉仇雠，彼族乃乘机利用之，而中国乃真亡矣。[16]
上述之言，并非耸人听闻，结合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再看看同年《外交报》所刊登的日本《外交时报》的文章《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就不难想见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教育权之激烈及其用心。该文说：
美、德人士之经营中国教育，或主政治，或依宗教，常抱有一种信念或理想于其间，故能一志锐意，以达其本旨。日本之从事中国教育……初未尝有大计蕴抱于胸中，上不能如美总统谕文所挟之抱负，下不能如美国资本家捐产助学之成绩，夫如是，而欲与国际竞争之列强，角逐于汹涛骇浪之际，岂可得哉！岂可得哉！他日不幸，而落美、德之后，则日本于中国，必无得占势力之一日矣。[17]
这是日本人在日本的《外交时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外交报》之所以转载此文，就是要向国人展示日人正在公开地宣扬要与美、德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中国的教育权，实际上就是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加上清政府为了皇家一族之封建利益而不惜丧权辱国，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在中国开办教育（包括教会教育），不容否定这种教育的目的带有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虽然近代以来欧美各国的来华传教士及其差会并非都受到各自所在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和资助，但是，不容否认他们与各自所在国政府之间相互利用、各得其所的历史事实。
教会学校的学生如果不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在那个爱国运动高涨的时代，就很容易被看成是不爱国的，甚至是同情和支持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为的。因此，教会办的学校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就会引起社会上非常强烈的批评甚至排斥。但是，由外国传教士把持的教会学校，要想达到与中国人办的公私立学校那样表现出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斗争精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不能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差会所在国的各种经济、人员等方面的支援。
因此，我们不可否认，西方对华传教活动，“不可避免地与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运动有直接关联。尤其是对于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政府和充满夷夏文化观念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来保障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权利，这些年轻有为的学生传教者们就不可能顺顺当当地来中国传教。通过他们所带来的实际为中国社会所急需的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教育，就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传播到中国来并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不能否认西方近代来华传教士利用了帝国主义势力，这使他们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阴影”。[18]
也如美国著名中国基督教史专家杰西·格·卢茨在其名著《中国教会大学史》的《序言》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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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としての「中国史」の読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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