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0年至1950年的一百年中，中国连续的革命与新教传教士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时并行不悖，有时是融合一起，有时是激烈对抗……中国的知识界直到1895年才偶尔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工作表示关注。虽然教会学校对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明显的挑战，而这些学校仍然严重地脱离中国的知识界，也很少成为中国评论家评论的主题。到20世纪，基督教在改革中国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得到承认，基督教学校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西方教育的样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焦点。它们也成为中国人评论和写作的主题，特别是在20年代和50年代初期民族主义运动期间更是如此。[19]
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生，也与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民主宪政运动有直接关系。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国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和宗教之区别。欧阳渐、李政刚等人发起成立“佛教会”后，孙中山很快答允依法备案，并亲笔复函佛教会，除表示对佛教会诸君子有志振兴佛教文化之外，还特别提到：“近世名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维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20]政教分离，也就意味着教育与宗教的分离。
虽然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晚清开始的教会教育事业获得很大发展，并表现出鲜明的宗教与教育合一的特点，但是，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就一直未停止过。
1903年，美国浸礼会主办的杭州蕙兰书院的学生，因不满学校“于教外之学生，必劝其入教，一而再，再而三，再三而仍不愿，则彼必扬言曰：若某某者不信上帝，终和，在其无望矣”，“其最不可忍者，则彼之自背其教，专用压力是也”，五十三人愤而退校，“实为中国教会学堂惊天动地第一次革命”。[21]
1903年，著名天主教耶稣会中国政治家马相伯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手订章程，施行学生自治制，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22]1905年，法国耶稣会出面干预震旦学院的教育和管理，要求将学校变成完全耶稣会式的，取缔学生自治，取消马相伯主管权，反对学生参与者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学生们为了抗议耶稣会的干涉而全体退学。[23]马相伯支持学生退出震旦学院，另办复旦公学，并出任校长。
1910年《教育杂志》发表蒋维乔的文章，蒋氏明确主张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而不能混合在一起。他说：“科学愈发达，人智愈进化，各种原理，与宗教所说，凿柄不相容，则其势力，亦日渐式微。故欧洲自近世纪以来，政治首与宗教分离，而宗教仅受法律之保护，教育之修身科，虽仍多与宗教混合，然一二大哲，讲明伦理之学，思以和平中正之道，以易宗教者，实繁有徒。教育与宗教不可混一之故，亦彰明矣。”[24]
到了民国初期，随着政教分离原则的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方面，从民初开始一直积极推动教育与宗教分离和收回教育权的蔡元培先生，对于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教養としての「中国史」の読み方
近代社会科学与宗教
ca722航班回国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