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在《民立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结合他在教育部与诸同人起草学校法令之经验，提出中国当前最急需的教育，应当是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和世界观及美育的教育，五者不可偏废。其中他特别谈到“教育家何以不结合于宗教”的问题，认为宗教排斥现象世界，有厌世派，不利于现代之需要。[25]1915年巴拿马举行万国教育会议，正在法国的蔡元培受北京教育部的委托草拟了一份会议发言《一九○○年以来的教育之进步》，他认为自1900年以来世界教育的进步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在学理方面，为实验教育学之建设”，二是“在事实方面，为教育之脱离于宗教”。对于后者，他特别赞赏法国近代以来不断强化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因：1886年，法国“已易学校之宗教科为道德及文化”，教士会成员不得充当国民学校教员。1901年，法国又规定各种集会，非经特别允许，不得立教士会。1912年，法国再规定“无论男女，凡委身教会者，均不得复为国民学校教员”。从此，法国的普通教育完全脱离教会势力范围，只有教会的私立学校不在禁止之列。[26]在蔡元培的手稿中有一份同文的纲要稿，特别提及“教育行政，宜渐脱教会及政府之管理，而递于教育团体。”他还强调近世教育之趋势，以人为本位，不得强人以就之，“在实利主义，然不可不济以世界观及美感之教育”。[27]
1916年3月间，蔡元培与吴玉章、李煜瀛、汪兆铭等陪同法国学者、名流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并被选为中方会长。该会以“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为宗旨。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的，莫过于教育，而考察各国或民族之教育之区别，在君主和教会两者之障碍，“各以其本国、本教之人为奴隶，而以他国、他教之人为仇敌”。他认为：“现今世界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中毒。自一八八六年、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三次定律，又一扫教会之霉菌，固吾侪所公认者。”他因此反思中华民国成立四年来的教育状况，赞赏法国自大革命以来所实行的崇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三大义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教育，认为“今者承法国诸学问家之赞助，而成立此教育会，此后之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而为开一新纪元者，实将有赖于斯会”。[28]
很显然，华法教育会的成立，与蔡元培极力推崇法国近代以来逐渐推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同年末，他应邀在江苏省教育会发表演讲，针对当时教育界所面临的“恐慌及救济方法”，提出要重视职业教育、实业教育和道德（精神）教育。其中就道德教育，他首次指出，在当今科学发达的时代，宗教已走向没落，应以美术取代宗教。他说：
而今之人，则不知道德为何事。说者谓救济道德，莫如提创（倡）宗教。然吾国本有所谓道教、佛教、儒教，其后又有回教，又有耶教。我国人本信教自由，今何必特别提倡一教，而抹杀他教。况宗教为野蛮民族所有，今日科学发达，宗教亦无所施其技，而美术实可代宗教。[29]
这可能是蔡元培第一次提出要“以美术代宗教”的观点，他后来将之更明确地表述为“以美育代宗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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