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有一位若严居士在《新佛教》上发表《无政府主义的释迦牟尼》一文，明确提出：“一定要有政府做什么？我是想不出这个答案。若是说，有政府可以保护我们，我想我们用不着他保护。况且他没有保护我！只有陷害我们呢。陷害我们的东西，要他做什么？他若是军国的政府，便要与外国打仗，把我们放在火炮面前，供给火炮当饭吃。他若是民主的政府，便要在国内打仗，把我们也放在火炮面前，供给火炮当饭吃。我们打算，我们有了他，不管怎样，我们终是吃苦的。所以释迦牟尼说：‘快离开呀！这恶浊的、缚束的……政府呀！快创造呀！这极乐的、自由的……佛土呀！’我们知道这道理么？请快些去干！”[8]若严的这些话，显然是不满于当时中国的军阀政府。当孙中山让出民国大总统职位给袁世凯之后，袁大总统也装模作样地在北京召开国会，而实际上这国会的民主不过是给军阀统治做个装饰而已。所以，若严所批评的表面的民主政府和实质的军国政府，都是指当时不顾人民死活而只为了少数军阀个人私利目的吃人的政府。鲁迅先生在那时所写的许多作品揭露那个吃人的社会，也正是若严居士所批评的状况之写照。这样的吃人的政府，与其有，不如无。这就是当时流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当时的佛教界也有不同意过激地追求无政府主义的。程天度就指出，无政府主义固然倡导自由平等等现代社会理念，主张去家族、忘阶级、化国域，但实际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里，何以能够真正去追求这种“大同之大同”的理想？他说：“令人但求其名而忘其实，以为去家族、忘阶级、化国域，便可遵循自由平等之域，然家族何以能去？阶级何以能忘？国域何以能化？汝骄慢其气，**赎其心，危机四逼，虑患滋深，此亦生民之所以不得不有国家政治阶级者也。及求而去之，则嗔恚爱痴仍不能断，乃观其求之之道，不出暴动暗杀之为，呜呼！此岂救世之根本哉？彼政客军人资本家之愚昧顽恶，为不当矜怜拯拔也，抑何独遭不幸而摧残杀伐之，使独不得乎自由平等也。”因此，他觉得还是中国传统的仁政可以为现代所效法：“吾闻仁而为政，使天下之人莫不受其化而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自由平等所不肯为也。故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推而纳之陷阱之中也。由此言之，无政府之仁义，不亦小且陋哉？”
在他看来，人是很难摆脱对我与法的执着而造成的私念的，这也是导致政府专制、军阀独裁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而要想消除这些根本原因，则唯有依靠佛陀的教导。如他所说：“我佛之道德，无征不化矣。此之谓不操一戈，不伤一卒，而大同自由平等之道易如反掌。又仁者空法我，尽无明，破老死，出三界。此时下视三千大千世界犹如微尘聚而凡世间蚊眉蜗角之争，固不在智者眼内也。此之不亦自由欤？又以慈悲方便体察众生与己无二，而所以有凡圣染净生死涅槃差别者，盖犹一念所演，念而无念，无念与念，故能无二，故视众生等如一子，已获道果，亦不骄慢。”由此也就会克服由执着我与法所带来的社会的不平等、不自由之弊端。[9]为此，程天度还专门去信请教当时佛教界思想领袖太虚大师，太虚在复函中对其进行了肯定，并将其全文刊登于所主编的《海潮音》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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