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追随太虚法师的善因发表《为趋新潮流者进一解》,从佛法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比较评判,认为“社会主义”(包括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对治个人的侥幸心,欺诈心,使退归平等,安分守己,不作虚伪事业而已。此种种理由,在佛学中并非奇特,而且视为一种最小的问题,最易解决”。因为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希望的革资本家的命、提倡牺牲自身和无政府等,佛法中不仅“固有而更完善”。[12]太虚和善因上述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从佛法唯心论立场和观点出发的。他们虽然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所表现的慈悲“救济心”和对治个人的侥幸心、欺诈心给予了肯定,但他们更主要的是批评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者只注重外在的物质行动方面而忽略内在的精神心理方面。而他依佛法的唯心论看来,精神心理方面比物质行为方面的作用要大得多,甚至于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况且,在他们看来,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物质行为方面的问题,佛法中早已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佛法中的小问题,并不难解决。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倒是精神心理方面的,而这正是那些鼓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潮者所回避和忽视的。所以,他们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适,就是要使之从注重物质行为方面的改造转为注重精神心理方面的改造,从注重外在改变转为注重自身,尤其是自心的改变。太虚法师和善因法师的如此调适,显然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别注重物质行动方面、主张暴力斗争和土改运动,坚决反抗强权和剥削、压迫的思想旨趣大相径庭,特别是对于太虚来说,当然也与他在民初以佛法积极认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致思方式迥然不同。太虚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从清末民初的认同,到20年代中后期的辨异,首先是他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表现,即从以佛法附会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到以佛法批评和补救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和补救带有明显的佛法唯心论的偏见,不仅误解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主旨所在,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其次,这也是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从以中学认同西学到中西对比与辨异的思维方式转换的一种表现。[13]另外,太虚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著名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张謇就曾盛赞“太虚此可谓清夜钟声”。[14]但同时也正如张謇所指出的那样,太虚以劝人持戒行善作为补救“社会主义”的方法,“与国内歆动此种学说人之心理行为,尚如凿枘之不相容”。因为一般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并不会听信所谓“五戒十善之说”的。[15]
与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几乎同时,满智和净空等佛教徒也从佛法立场“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满智认为无政府主义(他称之为“社会主义”)主张“牺牲身命”,真是“徒劳无益”,且“徒以增上忿恨瞋恚之心,而演为报复寻仇之事”。只有使无政府主义佛化,才能真正“建设无阶级之社会,无国界之大同”。可是他又认为“佛化社会主义之目的,非徒谋此身之安养,乃在另行组织极乐世界”,“其手段一方募化,一方布施,互成慈悲苦舍之心,而无革命流血之惨”,这也就是“农禅之生活,六和之制度,上者勤修圣道,下者培养福田”。[16]实际上就是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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