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这大多是从教会和传教的立场来说明含有保护传教条款的不平等条约废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不完全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表明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还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巨大的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浪潮冲击之下被迫做出的反应，同时表明他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对西方差会和来华传教士的依赖性。或者说，大多数教会和教会机关仍然还是接受差会和传教士领导或指导及资助，还没有完全自觉地认识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民主共和政府，才是中国基督教未来的真正出路。这当然与当时的中国政权还没有真正采取向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收回主权的行动以及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值得各界民众，包括基督教和其他各宗教真正信赖的民主政府有直接的关系。
与中国基督教界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严重危害性，因而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迫切要求相比较，基督教界少数民族救亡图存意识强烈的民族主义先进人士，至迟在1917年就很明确地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的主张，并积极组织基督教救国会等机构。[106]当时比较突出的是徐谦。
徐谦是晚清进士出身，曾就职于法部和北京高等检察厅。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广州多次出任司法次长、司法总长。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灰心丧气，南下以律师谋生，其兄劝他信仰基督教，他表示：如果祈祷上帝，使袁死，他就皈依基督教。没有想到，不出三年，袁果死，他北上复任司法次长，并受洗入教。因此，他后来多次提到，他加入基督教，是以救国主义为基督教义。他曾自述：
我于民国七年夏天，参预中外基督教徒庐山莲谷会议，我就提出基督教救国主义。当时经过很郑重的手续，开了三次审察委员会，审察委员七人，多半是中外基督徒有名的领袖。他们一致承认这个主义，就向大会报告。大会会员有二百多人，皆是从十一省来的中外基督徒的领袖。他们一致通过，采取这个主义并且举了七个执行会员，连我在内。当时议决由十一省基督教会分担经费。我从此就努力行这个主义了。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呢？自然内容很丰富，但简单的说，就是领导基督徒革命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07]
徐谦所提出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其所救的国，当然是指当时的中华民国。为什么要用基督教来救中华民国？他没有细说，但从他要实行这个主义的目标“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来看，无疑是一种反帝救国论。因为晚清以来侵略和压迫中国的，不是一两个帝国主义列强，而是几乎所有的东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要救中国，就必须同时反对这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压迫。后来有人提出“基督教救国”的提法与教义有冲突，他虽然不满于质疑者的“洋奴性”，还是将此改为“基督救国”，将“基督教救国主义”改成“基督救国主义”，“基督教救国会”改为“基督救国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就将这个‘教’字去了，只名为‘基督救国主义’，单独发起各省基督救国会，一直到民国十三年上半年我独力做这个工作，对于基督教会下了总攻击，只希望唤醒基督徒群众起来参加革命。”他还说，当也是基督徒的冯玉祥听了他对于基督救国的阐释后，也很认同，对他说：“我从前做基督徒，听牧师讲，只以为专是救人的（宗教意义的救人），现在我听了你的讲，才明白基督徒，是应该救国的（革命意义的救国）。”[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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