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谦积极鼓吹基督教的救国思想，并大力推动各地基督教救国主义组织的成立，得到了一些地方中国基督教徒的响应。1919年4月，广州基督徒发起成立广州基督徒救国会，租定事务所于仁济大街，每星期开一次发起人例会，有急事时开临时会议，并发布宣言约章等，8月行入会礼，全体会员“皆信心坚固，热心国事，兼有实际能力之基督徒”。由于巴黎和会引起国内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该会又开大会讨论“对日外交”事宜，到会者六百余人，“议决索还胶青，拒绝签字，要求任王正廷君为国际联盟代表，并商请联会一致主张，业已通告中外各基督徒，九月九号已开成立大会，迩来拟组织报馆，设立银行，以为救国之准备”和“今基督徒救国会之进行，渐次着手，将来变地上之国为天上之国，未必不以此会为阶梯之初步也。今日北京、南京、陕西、浙江基督徒，俱有发起救国之组织，而沪上虽有救国团之名目，尚无实际之组织……”与此同时，他们也大力鼓吹基督教救国主义，鼓动中国基督教徒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当中。
基督教知识分子王葆真认为，基督教救国主义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是“先舍去基督教而专由设想，因出于救国之实验，而后认定基督教救国主义者也”。主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即不以救国为本务，而先以信奉基督教为主义，然因欲实行教义，自然以救国为合理，非救国不能达其自由平等、救人救世之目的，由此而认定基督教救国主义者也”。
他说，客观的基督教救国主义，如庚子拳乱后，国内各界开始觉醒，唯有变法图强，才能够救国，于是倡立宪，请开国会，以为有宪法的国会才可救国。到民国成立之后，虽制定了好的约法，但是国家危亡之势日深。“或讲财政，讲法律，讲外交，而今日财政几乎破产，法律威信扫地，外交主权丧失；或整军经武，购舰造兵，而酿成军国乱政之祸，授武人卖国之柄”。于是又有济世忧时之士出来讲教育道德，可是，新教育尚未撷其菁华，旧道德又已成为糟粕。“只知改革国家之形式，而不能改革国民之心理；只知汰除国家之腐朽，而不能养成国民之品性。所以愈闹愈坏，至于国家破亡。此由救国各方面之观察，既已术穷智竭，斯不能不放开眼睛，看看基督教，是否可与言救国”。基督教在中国虽然还不发达，信徒大多并不了解真实教义，但是，“近十年内，居然在中国社会显出一整齐优秀之团体，设学校，开医院，举办恤贫救灾，禁烟禁酒之各种慈善事业，功德卓树，声光腾达，为其他团体所未能有，此基督教之能力，既足以彰显于中国，将来运于政治，必能改良弊政，收救国之效。”况且，欧美各强国，都是基督教国家，无论是英国革命首领克伦威尔，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元帅华盛顿，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华盛顿甚至请牧师随军讲道。“由英美国之历史，可以证明基督教必能救国，非空论的，乃实验的。”这就是从客观的历史认定基督教救国是确当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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