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在清末被混杂在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东渐中传入日本和中国，因而，日本和中国近代佛教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回应最初是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不相分别的。太虚自述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人的交往中，所读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就有马克思的学说。
太虚在民初普陀山闭关时，曾就进化论学说进行过专门的研究，那时他将马克思学说也看作进化论之一种，即“唯物的进化论”。他说：
现在风行世界的科学思想和马克思学说，就是这种主张。他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物质所构成，离了物质一切事事物物都不能够存在。故事物的最后根本，皆属于物质。而物质的根本属性，则有一种内在的动力，互相冲突，互相集合，而产生一切的万事万物。产生事物根本的原子乃至电子或能子，都是物质。由于动力的相冲突、相集合而演变成万事万物，认为都是进化的。起初只是一种无机物，如顽石、土块都是无生机的；由于展转进化、互相演变而成为能生长的有机物，于是开花结果繁殖各种的草木，成为生物的世界；再由生物渐渐的演化而成为能动作的动物，不过最初的低等动物还与草木类似，有些还不及植物的复杂；经过许多演变阶段，便由低等进化到最高等的人类。此种进化意义，得到详细的精确的证明，还是一百年前的达尔文和拉马克。他们先从生物的研究，什么种子起什么转变，由转变原因，可以找出低等动物的进化与高等动物的关系接续起来；乃至进化与人相近的猿猴，再由之进化成人。英国的斯宾塞和法国的孔德，再由生物进化论的扩充，就成功了宇宙人生乃至社会的进化论。他们认为最初的宇宙是原子、电子布满空中，相调和相冲突而成各种的万物。此种主张，占了现在学术思想最有权威的地位。在机械唯物进化论中，有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到了马克思的进化论中才有了解释。而马氏的进化论，研究到事物的突变，变到某一阶段，就发生一次大的变化，由大的变化当中，就产生出一种新事物来。从万物的进化发展到人类的进化，将来还进化到比现在的人间更完美。如现在社会有种种不安宁的苦痛，由于进化的演变，将来也会成功一个快乐的世界。[2]
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各种社会主义也混杂其中，包括许多共产主义者都不能完全辨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不同。太虚那时撰文批判社会主义时，他所批判的对象，就包括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初宗仰法师从禅林十方公有制融通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认为：“言社会共产主义，盖自缁门而外，莫或先矣。”[3]这实际上是就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孙中山积极“联俄、联共”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并逐渐使人们将它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净空在20年代初撰文以佛法比较当时各种主义时，就明确地将马列主义称为共产主义，以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但又不能与无政府主义严格区别开来，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无政府派所组成的共产政府以实行共产主义。并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事法界的有为法，也就是佛法所谓事事无碍法界。不过，这并非真正的无碍法界，因为其执着于事法界，易成外道而不能进到理法界，实现事理圆触的真正无碍法界。由此，他指出，只有通过学佛才能真正实现事理圆融的真正无碍法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大同的社会，这也就是他所谓“佛化的共产主义”。[4]这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仅看作佛法无碍法界观中较低级的事法界有为法，并不圆满，相反，却因迷执事法界而终有变易破坏之时。这实际上完全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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