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代后期，日本思想界进步人士“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尖锐批判佛教的封建性、为政权效力及其在社会上所起的反动作用”。日本佛教界因此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论，迫使部分佛教徒严格地进行自我反省，萌发了佛教社会主义运动。法华信徒妹尾义部于1931年结成“新兴佛教青年同盟”，与社会主义运动合作，提出清算传统佛教、反对资本主义、建设共同社会的口号，领导佃户反对地主的斗争，被称为“当今的日莲”。[5]战后，他又与壬生照顺等人成立“佛教社会主义同盟”，进一步推进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主张佛教应革新战前坚固的旧体制，为日本社会的民主改革作出贡献”。[6]与此同时，印度近代著名佛教居士乔赏弥不仅笃信佛教，在应聘为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后，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回国后仍很相信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他一点也不觉得有矛盾”。[7]当时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的一些佛教徒知识分子也积极融合佛法与马克思主义。[8]这说明佛法与马克思主义在近代并非绝对互相排斥，佛法是可以而且能够接纳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日本佛教界开展融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时，中国佛教界也逐渐兴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调适运动。[9]
在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佛教界就已经关注和讨论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问题。僧界的释善雄和居士界的蔡敦辉，都积极主张佛教的社会主义观。释善雄指出，社会主义是很难说清楚的，正如佛陀说法，是说无所说。他从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出现的阶级剥削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强调社会主义是近代产业革命的产物，而机器的发明正是社会主义产生之母。他说：
社会主义，从经济上分起来，有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两派。从政治上分起来，有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派。就中无政府主义又分两派，一派为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一派为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前两派倡此学说最有力者，为马克斯、安琪儿、殷克斯等。后两派倡此学说最有力者，为蒲鲁东、巴枯宁、苏提列尔、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这几派学说的目的，前者是主张实行的为多，后者是理想的为多……然而这种种的社会主义的中间，无论是学理方面，实地方面，总觉有许多偏见、许多互相攻击在里面……虽然这等学者彼此说短论长，亦之使社会上的紊乱止息，变成一个很好社会，总算不错……但是，不过他们费了若干的脑力，尽了若干的口舌，牺牲了若干的头颅，流出了若干的赤血，到了今天，尚未求得一个很好效果。他们要想拔人类的地狱而自己即陷溺于地狱中间，要想除社会的痛苦，自己即立堕入痛苦里面。愈求自由，而牢囚日多。愈讲平等，而阶级日增。且在人类的舞台上，演出了最无人道的战争，直造祸于平民，沦社会于苦海。我们看今日的……社会主义现象之结果，亦可明知。我今要说佛家的社会主义，虽是方便说法，也就是想大家彻底觉悟种种社会主义之错点，共来研究佛的大乘佛法。以自度而度人。此即是好莫有的社会主义。本来佛法极为圆融无碍。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研究他，都可得到很大的受用处。所谓蛇饮水成毒、牛饮水成乳也。佛家亦说，譬如一把刀，魔王执之，则成毒药；菩萨执之，则为菩提珠。社会主义，非不可行，只看行此主义者为何如人耳。[10]
继而，他大力阐扬佛教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佛教看清了众生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等，都是由于贪、嗔、痴、爱造成的，佛教追求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极乐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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