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译介西方各派哲学的张东荪，自称“对于基督教没有甚么研究”，而且他“个人的立脚地却以为宗教是不必要”的，但是他同时明确指出：“我觉得在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要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因为佛教的性质诚如梁漱溟君所说，是向后的。而孔子的思想，太缺乏奋斗的精神。所以比较起来，耶教或有可以矫正现在中国的地方。西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向前的。换言之，是扩大生命以超过生命的痛苦，而不是打消生命以避免生命的痛苦。果真如此，则基督教似乎也分占西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并未起何等恶影响。他不像佛教，佛教本身虽认为是至高无上，但他对于一般社会却只有流毒不见救济。所以佛教只可以有高深知识的人来谈，而不能通俗化。耶教似乎不然，很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所以专从实用上讲，我以为基督教比较上适宜些。”[56]
恰如夫子自道，张东荪对佛教的认识，几乎全是受了当时贬斥佛教的梁漱溟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影响。但有趣的是，张氏没有接受梁氏关于西方精神文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宣告破产，必须大力弘扬孔子儒学文化来拯救中国和世界的说法，而是积极宣扬西方文化的“向前”精神以及能够代表“一部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能够通俗化、比较实用的特点。这当然与张氏本身谙熟西方哲学和文化，也亲身感受到儒家文化不可能拯救中国、更不可能拯救世界的历史经验和理性认识有关。[57]而他关于“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向前的”观点，并非出于他偏爱西方文化，贬低东方文化。近些年来西方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充分说明了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只有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统才拥有“进步”的历史观，其他各大文化传统大都是“轮回”的或是“退步”的历史观。当然，不同于“以为宗教不必要”的张东荪，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历史进步理念正是来源于基督教传统。[58]
在这期《生命》月刊“新文化中几位学者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专题中，还刊登了高一涵的《我对于宗教的态度》、胡适的《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女界中非基督徒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和钱玄同的《答廷芳先生》等文。高文对于历史上的基督教所曾发挥过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他对于近代以来科学化和民主化运动当中基督教所表现出来的“妨害”角色表示了反对。[59]
胡适把宗教区分为三个部分，即道德教训、神学理论和迷信。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来看，“中国人的大部分，因为教育上的缺乏，最容易接受迷信。至于道德的教训，也还有在中国拓殖的机会。至于理论的神学，完全与中国人的民族性不相投，就很少流行的机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三点。罗马旧教在民间的势力，与各派新教在中等社会的势力，都是不足惊怪的事实。但中国基督教徒对于基督教的神学问题的不经意，也是很明显的事实。还有一层，中国的智识阶级对于基督教的种种迷信与信式，大都存一种藐视或忽略的态度。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他认为，基督教中的迷信和作为中世纪产物的神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知识进步的需要，必须予以抛弃，唯有由那些“社会革命的先知宣传出来的”基督教的道德教训，值得继承和发扬，而且唯有在抛弃了迷信和神学之后，这种道德教训的光芒才能显露出来，否则就会“被他们拖下水去了”。这也就是他“对于基督教徒的忠告”。同时，他还郑重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待基督教应当持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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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社会科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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