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潮的特点
进化论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Darwin）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刚出版时引起很大的争论，由于它直接威胁着基督教的神创论，因此来自基督宗教的批评非常强烈。但是，由于进化论的传播与近代的启蒙思潮和科学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因而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承认具有恒定不变的绝对真理，相信一切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当然，宗教、文化和各种思想等因素，都是变化的、历史的。进化论也因此成为19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潮，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接受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并由此产生了社会进化论、伦理进化论等各种社会思潮。
对于进化论，19世纪也有不同的主张，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就认为生物界中物竞天择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显得过于残酷，主张用人力来救治缺憾，写成了《进化与伦理》（EvolutionandEthics）一书。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则坚持达尔文生物学上的“物竞天择”原则，认为慈善或救济都是不应该做的。最早介绍进化论来中国的晚清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既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不是斯宾塞的著作，而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从这里可见严复所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人文关怀。自严复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之后，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进化论成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和辛亥革命思想家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想利器，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进化论这个朴素的观念，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1]有人甚至将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称作是“进化时代”，因为进化论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受进化论影响最大而且在中国最为突出的是直接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因此这一时期也可称作中国的“激进时代”。[2]这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潮与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思潮紧密相连，并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主流的重要基础。
有关中国近代进化论社会思潮，晚清时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进化论思想，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成果了，在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谈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进化论思潮，以及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反响。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无疑是进化论思潮最有力的推动者，他在亲手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期上就曾说过：“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这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离不开近代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而这三种思潮实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陈独秀很明确地肯定进化论思想的重要价值，将它看作欧洲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神创论的摧毁者和法兰西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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