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所昭示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人类的生存犹如动物的生存，没有竞争力，就没有抵抗力，也就很难获得生存的机会，最终将被社会历史所淘汰。在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力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的时代，广大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充分认识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所以遭受历史上空前的文明劫难，就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我们太弱，无法与敌人竞争，反而受到强敌的奴役。因此，陈独秀和广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强国强民和强兵。而进化论几乎成为陈独秀们激发思想自觉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因此，直到“五四”后期，陈独秀仍然高度评价进化论的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他说：
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此不独人类为然也。行星而无抵抗力，已为太阳所吸收；植物而无抵抗力，则将先秋而零落；禽兽而无抵抗力，将何以堪此无宫室、衣裳之生活?人类之生事愈繁，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无日无时无之，治于医药者只十之二三，治于自身抵抗力者恒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虽尧、舜之君，将化而为桀、纣；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路易、拿翁之枭杰，不得不勉为华盛顿，否则身戮为天下笑耳。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诸天性，强言不欲，非伪即痴。然纵之失当，每为青年堕落之源。使抗欲无力，一切操行，一切习惯，悉难趣诸向上之途，而群己之乐利，胥因以破坏。[7]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鲁迅也是一位进化论的极力推崇者。一个“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来了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觉得书中“写得很好的文字”，“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8]因此，进化论一直是鲁迅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从1903年起，鲁迅还相继发表了《中国地质论略》《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等论著，宣传生物进化论的“劣者必先，优者必后”思想。但是，鲁迅面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强权政治及其所制造的灾难，开始反省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思想。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痛斥帝国主义打着进化论的招牌侵略弱小国家、奴役异族人民的罪恶行径，并把帝国主义者称作“兽**国之士”。他说：“盖兽**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臣仆不慊也。”
因此，在五四前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进化的生存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崇尚强权的欧洲近代文明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人们开始接受20世纪初克鲁泡特金提出的互助论，认为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理论应当结合互助论，人类的生存不能仅仅是优胜劣汰，还应当有互助共生。
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是五四时期活跃的人物。他在反思进化论的影响时说到，是世界大战让人们省思进化论生存竞争理论的弊端，一些人将战争的发生归咎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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