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竞争”即旧译所谓“争存”，输入还在戊戌政变以前。其时的读书人不但心以为然，而且还用作催促革新的方便，所以争存说非常风行。到后来，革新与复旧两俱失败，国人略略自己觉到劣点了，于是对于争存生出恐怖。只有恐怖而不肯努力，于是又变了怨恨，甚且至于怨恨到达尔文，说他提倡争存，便是这回大战的引子。[9]
正是在这场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本来早在世纪之初就出版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突然在欧战后流行起来，一再翻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一流风也很快传到中国，正如周建人所说：“那时候鼓吹的意思，已经与著者的本意不同了。然而中国几个沦客，却又以为此说驳倒下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扶助人类的福音。”[10]但是无论怎么说，还得承认人们对进化论的强力说不再像往日那么崇尚，而希望有一种新的能够克服进化论生存竞争说弊端的理论。
周建人并不完全同意互助论就能够化解进化论的危机而取代进化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互助更多地表现为有限的团体或群体，最终仍不能避免团体或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他说：
互助利于生存，仍不能免去生物的生存竞争。对于团体以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所以中国论者之所谓互助说打破了自私自利的进化论这一类话，实在陷于谬误，生物界现象极纷歧，关系也很错杂，合群的生物因为习性相同，成为大群，抵抗力因而增强。虽然是利，但习性相同，食物嗜好也就相同。据达尔文的意思，此中却又埋伏着生存竞争了，候鸟迁徙的时候虽然合成大群，但胸部狭小、翅羽不强的，就容易遇到危险，中途坠死。也就是互助之中，仍行着生存竞争了。所以，互助说并不能打破进化论。而克鲁泡特金的本意，也不在打破进化论。[11]
不过，周建人对于进化论的认识并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影响而走向偏激，他也不排斥互助论，只是，他觉得进化论并非同类相残，互助论也并非完全使各方受惠，现实的合理情形应当是两者并存，相互补充。他说：
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在今日不害其并存，谅将来也便如此。至于各有上述的不足，则因达尔文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开始者；克鲁泡特金对于观察生物现象，是偏用了人间社会的眼光。至于中国论者的恐怖与怀疑，是在将生存竞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12]
周建人的上述观点，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即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进化论及其生存竞争学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能够克服进化论的残酷性，即互助共存。而这种观念正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的重要思想土壤。
（二）近代中国基督教对进化论的调适
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基督教的神创论是根本冲突的，因为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创人之说。近代中国基督教徒在清末民初进化论社会思潮非常流行的时候，或许是碍于神创论与进化论的根本冲突，而极少去回应来自进化论的挑战。清末来华传教士林乐知等人译介《人学》等书时，力图以基督教信仰代替进化论社会观，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观，来反对由严复等人传入中国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强调拯救中国之衰弱，不在遵循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而在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论。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由梁启超、严复等人积极介绍和颂扬的社会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照。[13]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中少数先进从中国的救亡图存现实出发，积极地吸收和融合具有革命思想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不仅自觉地回应了近代以来的进化论思潮，也努力阐释中国基督教的进化论观念。后五四时期不懂西学和外语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就是一位典型的例子。他不仅自觉地吸收进化论的观点，而且还认为进化的根本就是上帝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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