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的话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路加福音》书记载他的话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么?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吴雷川认为，耶稣所劝导的“服事人”的话，正是表明“循天演的公例，凡物必要竞争而后能存在，似乎人类在宇宙之间，只应当讲求自立，而不当提倡济助与倚赖。但耶稣以为：物竞天择之说，诚然适用于个人的自励，而合群互助，更是全人类现实的要求。所以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正是表显人当有自立的精神，同时又当负起助人的责任。至于说唯有为首领的应当服事人，又教训门徒应当彼此服事，这更是阐发人类所以要合群的真义，建立世界和平的基础。后人称耶稣为和平之君，又称耶稣的宗教为爱的宗教，正是以服事人的教训为根据的。”[27]
这也就是说，要真正能够适应社会的进化，一方面要能自立自强，另一方面要负起助人的责任。耶稣的三原则中第一原则即“我也作工”，就是鼓励自强不息。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应当关心社会他人，这就是第二原则即“服事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生存。在这里，吴雷川并没有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片面强调弱肉强食的社会竞争理论，而是从基督教的爱的原则出发，主张关心他人、帮助他人。提高他人的生存竞争能力，则是基督教进化之真理的基本要求。因此，他提倡的是一种世界和平的理论。
吴雷川将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改造为基督教的世界和平生存理论，就是将竞争与互助结合起来，反对恶性竞争，而主张向恶势力抗争。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新发明，而是认为这是耶稣的教导。因此，他强调说：“耶稣的为人，是我们应当崇拜而效法的。我们能效法耶稣的舍己，就可以脱离一节私有的过恶。我们更效法他的努力服务于社会，世界就可以从此进化，永无穷尽。所以耶稣的人格，足以救人救世。他的教义是个人的福音，更是社会的福音。”[28]
但是，清末民初是一个革新的时代，从孙中山领导的政治革命，到陈独秀领导的思想革命，以及当时所出现的各种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行动，都使那个时代打下了深深的社会革命的烙印。而革命也正是世界与人类不断获得进化的重要方式。吴雷川曾谈到，晚清革命是受清政府严密监视和打击的，因此，“革命”成为革命党人的口号，一般人是不敢公开倡导“革命”的。但是，民国成立以后，“这‘革命’二字，不但是百无禁忌，而且是人人乐道。什么革命伟人，革命工作，革命政府，革命外交，革命……一切等等，只要加上革命的头衔，便觉得有无上的光彩，可算是风行一时了。但是这两个字作何解释，含义如何，却好像一般人都莫明其妙。因为革命的意义是改革，固然无甚深奇，而此命字，则向来人皆看为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如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自古圣贤，既然常常以命与天并举，后人就以为凡事都有天命，不是人力所能主持。其后渐渐地不信理而信数，演出推算命运的术士一派，自从有了这一派，就不知颠倒了多少人物，贻误了多少事机，中国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受了这命字的影响，可说是不在小处。当此革新时代，倘使还不能打破命字的谜，不能使一般人明白了解命的意义，岂非至大的憾事?”[29]在这里，吴雷川适时地阐扬耶稣的社会改造和革命的理论，将耶稣看作一位社会革命家和指导社会革命的导师。他这样理解耶稣的身份和地位，正符合他放弃儒家信仰而转向信仰基督教，从而追求以基督教理论来激发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社会民众勇于担当对于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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