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来华与汉唐时期佛教来华有两个重要的不同：其一是佛教来华时，正值中国本土文化走向强盛的时期，而近代基督教来华所面对的是正在走向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二是佛教来华主要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和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而近代基督教来华伴随着强大的西方东渐。也就是说，佛教来华是自觉调适中国本土文化，以寻求自我发展的空间；而基督教来华作为与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相伴随的基督教“奋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凭借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而对中国本土文化和社会积极推行基督教“普世化”运动。因此，我们虽然不能将近代来华基督教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但是不能否认它确实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外在特征。[3]
事实上，近代基督教来华初期并没有把道教看作传播基督福音的障碍。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处于衰退之中，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素为经济社会和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发达之地，经过太平天国革命的扫**之后，儒、释、道等传统宗教文化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佛教和道教为求得一息生存而进一步流入民间迷信化。同治四年（1865年）浙江总督还针对民间迎神赛会和各种神鬼迷信活动出示告示加以严禁，其中特别提到“僧道人等，毋得托词神降乩传，妄言祸福祥，转相煽惑”。传教士对此非常注意，特将此折翻译刊登在传教杂志上。[4]这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译载官方告示，实际上表明，在传教士的眼里，中国本土的佛教和道教已经非常衰弱了，甚至官方都出面加以限制。这也就是说，强势的基督教来华所面对只是一个连官方都要严加限制的弱势佛、道教的局面。因此，直到19世纪末叶，来华传教士并没有把中国本土的道教当作一个有力的对手。
洋务运动以后，在“中体西用”文化观念的指导之下，洋务派和中国各界先进在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产业的同时，着力培植和振兴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受太平天国破坏的佛寺道观孔庙和祖祠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传教努力，晚清时期真正接受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并没有传教士们当初企望的那么多。特别是中上层的知识分子信徒更少。来华传教士中的开明派逐渐意识到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虽然已经衰败，但是渗透于民间的道教和佛教、儒教信仰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并对基督教福音的传播产生相当的影响。因此，在传教士的队伍中逐渐出现了一批自觉探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学者。这些传教士学者首先承认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影响，并寻求与基督教相一致或相近似之处，同时批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所存在着的消极和迷信等不适应近代化发展要求的因素，从而高扬基督教的优越性。
康德林（）牧师认为，基督教对待其他宗教应当持“警醒的调和”态度，但是他凭直觉明确地反对任何实质上是荒谬的调和。他强调说他所谓的“警醒的调和”态度并不是指：（一）在讲道中禁止任何对偶像的反对；（二）对基督教信仰或教条进行任意的修改；（三）掩饰我们的宣教目的就是使基督教成为民族的宗教。而是指：（一）我们将自由地认识到我们共同的崇拜本能、对精神性实在的意识以及对无形者的依赖；（二）各宗教的伟大伦理价值都将公正地得到承认；（三）各宗教创始人的道德生活都将充分地得到赞誉；（四）被真正的天主教称为异端的那些教派也将包括在内，并受到基督教的保护。[5]这种“警醒的调和”态度，明显包容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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