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吴雷川于民国四年接受基督教时，已经四十五周岁了。这也就是说，吴雷川接受基督教时，已经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而赵紫宸、徐宝谦和吴耀宗等其他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们，大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基督教，他们虽然也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是，毕竟他们还年轻，可塑性比较大。况且，赵紫宸们后来都相继到国外留学，甚至专门学习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就使得他们较少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更多地直接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陶。[6]吴雷川则恰好相反。
吴雷川从未出过国，不懂外文，这就使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解，完全是间接的和中国式的。这也是吴雷川终身引以为憾的。正如他在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五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所说：“这五年中间，我对于基督教的道理，不断的研究，只因为道理本来很深，我既不懂外国文，不能看欧美各国出版的书籍，仅仅抱着译成汉文的新旧两约，反复观看，虽然译本已经过多少次修改，终未必能与原文吻合，至于各种参考书，就是已经译成汉文的，我也没有完全看过。所以在道上不能多有所得。”[7]吴雷川只能如此间接地获悉基督教福音，这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中，可谓独一无二了。因此，他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不必像受西学和西方正统基督教文化和神学熏陶的人那样恪守教条和教会遗传规制的影响，而能够更自由地阐释对基督教教义的独特理解，以致往往不拘一格：“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着现世界的情势，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互相印证。凡是前人陈旧的解释，与现在社会不相合的，一切都不拘守。这或者可说是我内心所用的方法。”[8]
不过，吴雷川这种不拘一格的基督教教义诠释，并没有抛弃他自身固有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包括赵紫宸、徐宝谦、吴耀宗和韦卓民等人在内的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儒学折入基督教神学的，吴雷川当然也没有例外。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和接受，有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文化背景。
吴雷川上面所提到的不拘一格的圣经解读方法，除了依傍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情势，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感，更依傍于他所具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从而也表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别是儒学化）色彩。他当初接触《圣经》时，多半是从儒家的观念来看待基督教的。在他看来，《圣经》“文字浅显，远逊佛典，即名言至理，亦无甚异于儒。又以为如采取孔子之言行，汇编一册，亦如基督教之随地宣讲，即孔道之广被吾国，当亦易事”。[9]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发现基督教的《圣经》中有大量与孔子儒家思想相类似的言行，他很难接受基督教。
有西方学者说，当初司徒雷登之所以选择吴雷川做燕京大学的校长，正是考虑他不懂外文和西方文化，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高威望这一特点，因为这样有关与西方的事务，就全部为西人所掌管和控制。[10]这表面上看来只是减少了吴雷川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实际上不仅驾空了吴雷川的校长管辖权，而且使吴雷川减少了与西人的接触，疏离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从而使他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的理解更多地只能局限于中国的思维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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