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雷川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践理性特色，不仅体现于他从接受基督教教义开始时起，就主要是从儒家的实践理性思想来认同基督教，也体现于他自觉反思非基督教人士的批评，勇于破除基督教教会对教义解说的教条化、迷信化和教会规制与礼仪等传统的束缚。他加入基督教会后发现，当时比较流行和最有力的宣教，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救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才能得救。”这句话也就是当时基督教会关于信仰的中心问题。吴雷川对这种解释很难苟同，倒是觉得“人类之所以犯罪，是由于自私，而耶稣舍己为人的模范，正是教人不要自私，不自私便是拔去罪恶的根株，便可得救”这种假定的解答更让人信服。[11]也就是说，不能等着靠耶稣来救助，而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救助。耶稣只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随着五四运动科学浪潮的兴起和反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开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受到了怀疑和沉重打击。身为基督教徒和有相当威望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不得不进一步思考基督教的论说，“不能不重新考虑我所信仰的根据”。他博览群书，从反基督教和维护基督教两种不同的言论中，寻找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根据。正如他自己所说：
大致经过一二年之久，我才认定：所有教会遗传的信条与解说都未可尽信，教会的规制与礼仪也不必重视，但耶稣的人格实在足以为我们做标准，他的所言所行，实在非常人智力所能及。所以我们还是就应当崇拜他、信仰他。……同时，我以为：上帝就是和真理、大自然、最高的原则相等的一种名称。所谓上帝能治理管辖我们，就如同说：人类必须与大自然适应，不能与真理或最高的原则相违反。至于祈祷，我以为就是默想真理，和儒家的存养省察，同是一种修养的工夫。我这样解释基督教，自己以为颇能合乎理智，将神秘的说法完全除去，绝不致使人再说是迷信。[12]
很显然，从上面的这段话中，我们看不出吴雷川所信仰的基督教是来自于西方，倒让人觉得他是以中国人的实践智慧来把握基督教教义。正是沿着这一进路，几年后，即20年代末30年代初，吴雷川对基督教又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一新的认识特别强调社会实践，即“应当以耶稣为效法的榜样，用实际行动来实践我们所知道的耶稣训言”。[13]他说：
我以为，耶稣的人格之所以伟大，就个人修养方面说，他是个宗教家；但就社会改造方面说，他又是社会革命家。他所宣传的天国，就是他理想的新社会。在新社会中，最重要的的改革乃是经济制度，所以他的训言多为有钱财的人痛下针砭，而他的福音就称为贫穷人的福音。并且他深知道，人的罪恶，完全是社会上遗传的谬误观念，和传染的不良习惯，以及种种不自然的生活压迫所构成的，只要社会的制度根本改良，人的罪恶自然减少，乃至于社会上无所谓罪，所以他宣传真理，提倡新社会，正是要救全人类脱离罪恶。他为真理奋斗以至于死，他知道真理必因他的死而日益昌明，所以他说的“人子来为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正是指着这一桩大事，这才是救赎的真诠。我自从有了这新的认识，就觉得耶稣在前二千年宣传天国的大纲，若从《福音书》中一一检举出来，竟与现时社会主义所标题的原则无甚差别。从现在世界的趋势来看，可说是基督教的真正教义，到现在才开始要实行，将来的发展正未可限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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