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雷川说上述这番话时，是1934年，时年六十五岁。随后，他相继撰写和出版了著名的《墨翟与耶稣》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堪称代表中国近代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论著。也就是说，吴雷川的基督教信仰经历，是从最初的对神的信仰，发展到20年代对耶稣（人格）的信仰，再从崇尚耶稣人格的个人福音信仰，发展到30年代强烈关注社会改造的社会福音信仰；亦即他的信仰对象，经历了从早期的神的崇拜到后来的对耶稣这个人的崇拜，再到最后超越对耶稣个人的崇拜而走向效法耶稣、改造社会。最后他觉悟基督教的最高原则就是改造社会，正是实现了他当初信仰基督教，“以为基督教必是能改造中国的社会”[15]的愿望。他的这一思想的转变，也正与近代中国本土思想发展的逻辑和历史进程相一致。
（二）儒家人本主义的立场
对《圣经》教义的诠释，在历史上被称作“”。不过，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可并不那么简单。“是一门属于神学的学问，是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科学。它把一般的语言和意义科学应用于特别之处。它设法把这些规则中和圣经有特别关系之处，加以综合组织起来。它的作用类似人之解释某种球赛的规则。球赛的规则是按照仔细的思想、分析和实际的经验而订定的。而真正的赛球，则严格按这些规则进行。规则本身并不是球赛，但是赛球若没有规则可循，就没有什么意义。正确来说，解经学（hermeneutics）并不等于‘释义’（exegesis），而释义则是的运用。是一种科学，因为它能确定发现一个文献资料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仅是把一些规则列出来而已，并且每一条规则之间都有机体上的关联。”[16]兰姆博士（BernardRamm）还就释经者必备之条件进行了阐述，认为：“解释圣经者必备条件之中，属灵的条件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解释圣经的人必须具有默示圣经的同一位对灵，这乃是解释圣时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17]那么，作为一位中国儒家学者出身的基督教徒知识分子，吴雷川是如何解释圣经的呢？他是否符合以上释经的要求呢？[18]
近代中国著名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刘廷芳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给吴雷川《墨翟与耶稣》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基督教知识分子也兴起了一个本色化运动。这一运动的标语就是“用中国民族灵性的遗产来重新解释基督教义”。刘廷芳说：
自一九二二年至今，转瞬已将近二十年了，提倡这运动的主要人物，或是努力教会教育工作，或是奔走国事，或从事译述工作以输入西方教会的学理与经验，或从事中国教会中种种复兴及合一工作，事繁人少，成绩极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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