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生活在坂仔山水之间，最容易感染到的还是民间道教文化信仰，而漳州一带正是妈祖和关公信仰盛行的地区。林语堂在接受基督教影响的同时，也难免受到当地道教文化的影响。他曾回忆10岁后随兄长到厦门鼓浪屿入小学，每次上学或回家的路上都要乘船多日，而这也正使他“快乐无比的享受这山川的灵气及度月的景色。船常薄暮时停泊江中。船尾总有一小龛，插几根香，敬妈祖婆，有时也有关圣帝爷。中国平民总是景仰忠勇之气，所以关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偶像”。[16]
因此，林语堂在早期虽然深受基督教家庭的影响，但是，这种家庭仍然充满了中国传统的道家道教精神。他从坂仔的山水中不仅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也同时感受到道家道教的简朴精神和民间的道教文化信仰。虽然他后来曾经责备基督教会力图隔断中国教徒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但是，生活在中国文化处境之中的基督徒毕竟难免处处感受到并体现出传统的影响力，而这也说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地表现为文化的冲突，而更多的是表现为教会与社会间人为的冲突。由此来看林语堂早期的耶道观念，实质上是相融而不相悖的。
（二）走向异教徒的耶道观
林语堂走向异教徒生活，表面上看起来是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所致，实际上与当时社会和文化处境及基督教在华传教方式的偏颇有更紧密的关系。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化运动最终使他的信仰对象由道教之“道”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从而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位人文主义者。
林语堂在青少年时代因受家庭的影响而成为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十几岁时的头脑，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觉得上帝“无所不在”。[17]他也因此得以免费在厦门完成教会中学教育，并进而在家父的影响下立志进入当时英文最好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神学，将来当一名牧师。可是，等到真的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神学以后，他逐渐发现神学与他当时所接受的新观念格格不入。他说：“我到上海之初，自愿选修神学，准备参加教会工作。可是神学上的许多花枪很使我厌烦。我虽然相信上帝，却反抗教条，于是我离开了神学和教会。”[18]他甚至反省基督教在华教育的偏弊。特别是圣约翰大学完全重视英文教育而轻视中文教育，使他在“后来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动”。[19]而这都促使他开始“灵性的大旅行”。
由于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道教文化的影响，林语堂觉得“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20]可是，当进入圣约翰大学以后，林语堂发现，圣约翰大学固然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但是它也意味着“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中国社会）断绝关系”。更深层次地说，他感觉到“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21]中国妖精鬼怪和民间故事中充满了道家道教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此时虽然还不能完全说林语堂因笃信道家道教文化而批评基督教教育传教的偏弊，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民间流传的道家道教文化是不愿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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