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西方传教士由于受当时等人掀起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康有为等维新变法之士极力弘扬佛教学说的影响，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本土的佛教问题，并与中国佛教界人士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与对话活动，以便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减少阻力和提供便利。李提摩太还与晚清佛教复兴运动的著名人物合作，将《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出版，从而向西方，特别是来华传教士介绍佛教文化。李提摩太虽然在翻译《大乘起信论》过程中，在其中加入了许多基督教的色彩，但是，这至少说明李提摩太并不是像明清之际和同时代某些（如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那样，一概地排斥中国佛教，而是注重了解和探究佛教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影响，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寻找对策和契合点。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民国初期出版的《李提摩太致世界释家书》中，看到李提摩太对佛教的认识。李提摩太认为，佛教中的大乘与小乘有很大的区别，“小乘目的在救一己，大乘目的在救众生。小乘不拜神，惟信赖无助之人力，于轮回中求得救。而大乘之道，则颇似基督教，崇奉我佛，不讲轮回，独赖佛力而得救”。大乘“以观音为善良慈悲之模范，其救护受苦受难之众生，颇着效力。有忏悔者必畀以新生命。其所以现千手之身者，盖以为普遍救济，完满仁慈也。乃其怜爱与慈悲，及其情愿牺牲一己之品性，殊堪称颂”。[7]他甚至将阿弥陀佛解释为上帝之代名词，真如即是上帝之写照，如来佛即有马内利之意义，大势至颇似耶稣基督，观世音的职务颇似基督教中之圣神，菩萨犹如基督教所尊之圣哲。
不仅如此，李提摩太进而指出：“今日吾人不仅能正释迦牟尼得道时日之误，且能详明佛教中前此未明之名词。人于未悟耶释两教之先，首当知其紧要名词之意义，细心考究，始知其名虽异，而意实同。”又说：“上帝、天、阿弥陀佛及真如诸名，皆为释教中上帝之意义。而如来佛、药师佛、地藏菩萨诸名，系代表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世主。于释教之中，观世音即大慈大悲之观音，使吾人回念圣神之事业。唯此观音，怜众生之受难，时时为之祈求。观罗马八章廿六节保罗尝云，圣灵亦助我侪之荏弱。盖我侪不知所当求，乃圣灵以不可言之慨叹，为我侪求也。”[8]这一评价可以说是明清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待中国本土佛教之态度极重要的一次转变。李提摩太虽然还没有提出应当学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验，但是，他能够明确地承认佛教中存在着与基督教“名虽异，意实同”的成分，至少说明他不敢轻视佛教在中国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以及可能给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带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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