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国会议员逐个分析并从整体上加以审视后，人们可以说，从智慧、品行和勇气来看，这些国会议员都称不上是杰出的。从未见过有哪个群体是如此怯懦。他们只在演说中才慷慨激昂，只在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时才勇气十足。这个只会在言语上咄咄逼人的国民公会，一旦面对国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温顺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巴黎公社、在俱乐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前瑟瑟发抖，在骚乱者的指示前唯唯诺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杰出的议员。国民公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令人失望的形象：遵从民众的指令，表决通过荒唐透顶的法律，一旦议会大厅中的骚乱平息，便又将通过的法令加以废止。
很少有哪个议会表现得如此脆弱。人们若要想看看一个政府会颓废到何种程度，只要翻开国民公会的历史便可知晓。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的影响
在造成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革命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成了强制性的规定。从中，革命教义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终确立。
这种教义是个大杂烩，其中掺杂有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权，但对它的信徒们而言，这些东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书中的一个个章节。
这类新的真理不乏拥护者，他们对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样，也试图借助武力来向世人推销他们的真理。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只须将其消灭即可。
我们在谈论宗教改革时曾提到，对异教徒的仇恨是那些伟大信仰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这个特征为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性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这段与宗教改革相一致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因此，在国民公会中，雅各宾派暴打与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使徒们非常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信仰。为了教化外省人，他们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满腔热情的门徒，还让其随身携带着断头铡，他们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们一样，对于异教徒的错误绝不姑息，因为罗伯斯庇尔坚信“共和国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毁一切对立面”。国家不愿意被重塑并不要紧，人们可以强行重塑它。卡里耶保证说：“如果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重塑法国，那还不如将其埋葬。”
源自新教义的雅各宾派的政治很简单，即主张平均的社会主义，施行专政统治，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
对于人类的本质和经济的需求，治理法国的理论家们却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只要有断头台和演讲就够了。不过他们的演讲却很幼稚。
泰纳说：“演讲中没有事实，只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关于自然、理性、人民、专制君主、自由等一连串的看法，这些看法如同吹足气的气球，在空中做无谓的碰撞。当然，如果没有造成一些实际的而可怕的后果，这些也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游戏、学校的习题、学术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学说。”
雅各宾派的理论实际上只剩下绝对专制。很显然，在雅各宾党人看来，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们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主权国家。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他们限定商品的价格，并且冒称拥有剥夺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国王宣战之后，他们又开始向神明宣战。他们推行新的历法，将圣人的名字从中除去，他们树立起一个新的圣灵：理性。有关理性的庆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庆典仪式与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无异，理性被供奉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这种仪式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以一种个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自认为该教的大主教。
雅各宾党人在成为法国唯一的主人之后，便可以与其信徒们肆意洗劫了，尽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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