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纳学派和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将一直存在下去，且难以弥合。奥拉尔派推崇人民，将其看作至高无上的，而泰纳派则认为，一旦挣脱了社会的束缚，听任本能的驱使，人民就会堕落，变得原始和野蛮。奥拉尔的观点和大众心理学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但在现代雅各宾分子们看来，他的观点依然神圣如同宗教教义。雅各宾分子们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为笔来著述大革命，并把神学家的观点当成是真知灼见。
二、大革命宿命论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诋毁者承认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埃米尔·奥利维尔（Emile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个章节对此有过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大革命。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谴责幸存的人。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事件的起因和预见事件的发生的，因为事件是环境和事物发展的产物。
泰纳本人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在三级会议召开时，各种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势不可当，甚至苗头已现。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提前担负起未来和历史的责任；在一代人还未崭露头角之前，其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当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纳一样，也是这种宿命论的拥护者，主张要宽容对待革命暴力。
M.索雷尔（）对博絮埃（Bossuet）有关古代革命的结论“单从特殊的起因来看，一切都让人惊讶，其实一切原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深以为然，因此便片面地认为：“法国大革命，在一些人看来是对老欧洲的颠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老欧洲的重生，但这却是欧洲历史其自然和必然的归宿，此外，大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让人极为诧异的结果，它仅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并可以从旧体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释。”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基佐（Guizot）。不久前他还在竭力辩称，法国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它是极为自然的产物。当然，他将之与英国的革命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他说：“英国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根本没有中断欧洲其自然的进程，这些革命没有诉求、没有主张、没有做任何革命爆发前人们所说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数次尝试过的事情。……即便从两场革命的基本主张及其落实情况来看，都没发现有什么针对政府、个人或财产、自由或公民权的新举措，没看到其中有什么至少和平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有这些断言均触及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所产生的某个现象，均是先前诸多现象的结果。但此类的笼统说辞没太大的意义。
没必要什么事都要用历史宿命论来解释，尽管很多历史学家都接受历史宿命论。我曾就这类宿命论的意义做过探讨并指出，文明的力量在于消除这类宿命论。历史充满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满了本不该发生却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本人列举了可能影响其后来霸业的六种情形。他特别指出，1786年在奥克松（Auxonne）洗浴时，由于恰巧遇到一个沙滩，才得以幸免于难。如果说那时波拿巴死了，人们也许认为会有另外一个将军取而代之，成为独裁者。但没了带领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的天才，法兰西帝国及其结局又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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