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大革命部分是出于一种必然，但上述坚持宿命论的作家们并没有阐释过这点：大革命是理论家们的永恒的斗争。这些理论家们满怀全新的理想，罔顾他们不得其解地支配着人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规律。由于对这些规律的无知，使得他们在追根溯源无果并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羞成怒之后，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布法令，强行推广纸币以代替黄金，纵然手段使尽，也不能阻止该纸币的虚拟币值狂贬，直至如同废纸。他们颁布最高限价法令以抑制形势的恶化，然而形势却愈发恶化。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称“所有的无套裤汉[1]都应当为原本应由富人们供养的公共财政开支埋单”，尽管有搜查令和断头台，但是国库依旧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后，大革命者们最终发现，一个社会没有制约就无法存续，但当他们想创造出一些新的制约时，他们才明白，最强有力的制约，即便有断头台的辅助，也无法取代由过去的岁月缓慢建立起来的深入人心的秩序。但他们从不想去理解一个社会的演化，去判断人们的心思，去预见施政的后果。
革命事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大革命中的诸多事件是雅各宾主义戕害的产物，而非环境使然，且本不该如此。若路易十六从善如流，或者制宪议会在群众骚乱中不那么胆怯，大革命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只有在为造反有理辩解时，革命宿命论才能派上用处。
无论是科学还是历史，都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从前，人类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学让人类摆脱了这个命运。我之前讲过，睿智的人类的特性便是在于消解这些支配。
三、近来的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质疑
在本章中要阐述其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挞，无不言之凿凿。囿于自身的信仰，他们做不到就事论事。保王党的作家极端仇视大革命，而自由主义作家则为大革命而痴狂。
如今兴起一股把大革命当成是一种科学现象来研究的热潮，我们知道，掺杂在科学现象中的作者的意见和信仰是极少的，读者是难以觉察的。
当然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怀疑阶段。一些之前还曾言之凿凿的自由作家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近来，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些判断，现撷取部分。
阿诺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处之后，开始反思大革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接着说道“历史对此一直犹豫再三，难以决断”。
马德林（Madelin）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有关大革命的书中也表现出这种犹豫。
给法国大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下一个全面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一直觉得忐忑不安，没有底气。如今要下一个极为笼统的判断都难上加难。在我看来，原因、事件、结果都充满了争议。
有关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观念发生了切实的转变，这点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卫者的最新的著述中处处可见。然而不久前，他们还曾声称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仅仅是自卫之举。而如今他们仅仅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辩护。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奥拉尔（Aulard）和德比多尔（Debidour）所著的教科书《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证实这个新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其中有关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处都是于国于民都毫无意义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在这场风暴中，人们丧失理智，到处危险重重，爱国者们在暴怒中横冲直撞。
在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中，我们看到刚刚提及的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尽管他是强硬的雅各宾主义者，但对被冠以“国民公会巨擘”的那些人依然表现得极为严厉。
外国人对我们的大革命的评价一般而言相当严厉。一想到我们动**的20年对欧洲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其中，德国人表现得最为严厉。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话对此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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