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和贵族的苛责的精神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与其他的重大影响叠加后可以产生共振效应。我们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时提过，如今业已分道扬镳的教权和世俗政府，在旧制度下却是紧密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在君主制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受过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经大不如前。知识的持续进步让人从信奉神学走向崇尚科学，从神启的真理走向观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尽管一直模糊难辨，但这表明，规范人们长达数世纪的传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大的价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在“人们普遍不满”的这片废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会大厦的魔术棒？
人们一致相信，理性具有传统和神灵所失去的那种力量。理性的成就不计其数，由此认定以理性来建设社会，以理性完全改造社会，难道不合理吗？为何要怀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传统越来越被人鄙夷，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会变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终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催生出了大革命，还完全驾驭了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人们为了与过去相决裂，为了按照逻辑指定的蓝图来建立社会，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学家们的唯理论逐步传播到了民众并被总结成为一句话：从前应当遵从的东西如今不再被遵从，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对从前的主子唯命是从。
对上流阶级所不再遵从的事物，群众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从。当遵从的障碍消除后，革命便水到渠成。
这种新的心理状态造成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普遍的不顺从。据维热·勒布伦夫人（Vigée-Lebrun）[1]讲述，当她在隆尚（Longchamps）游历时，老百姓一边踏上马车的踏板一边对她说，“明年，您便会待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不只是民众表现出这种不顺从和不满。在大革命前夜，这样的情绪随处可见。泰纳说：“底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诸侯对大领主、农民对城里人都充满了仇视。”
这种精神状态从贵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众，同样也波及了军队。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内克尔（Necker）[2]说“我们对军队没信心”。因为军官们也被人道主义化、被哲学化了。从社会底层招募来的士兵虽然没有被哲学化，但都变得不听话了。在他们简单的大脑中，平等观仅仅意味着可以对上级和一切命令说不。1790年，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对他们的军官加以威胁，甚至有几次，如在南锡，军官们还被关押起来。
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蔓延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军队，这成了旧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里瓦罗尔写道“受到第三等级[3]（LeTiers）思想的影响，军队发生了背叛，正是这种背叛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二、18世纪哲学家对民主的厌恶及其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认为哲学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煽动者。但不能因为他们抨击不公和舞弊，就认为他们就是民众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在研究了古希腊时期民主的作用后，普遍对民主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无法忽视与民主伴随而来的破坏、暴力，他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决于民众的意见，民众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几个演说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尔·贝尔（PierreBayle）是伏尔泰真正的前辈，他对雅典民众政府的所作所为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看到的这段历史，其间充斥着群体性的骚乱；雅典城被各个派系所瓜分；暴动让该城市不得安宁；在残暴的煽动者的蛊惑下，最有才华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处死；人们确信，这个以特别自由而著称的民族，本质上却是一小撮蛊惑者的玩偶，这些蛊惑人心的政客根据自己的兴致一会儿让它向东，一会儿让它向西，犹如海浪随风变向。在马其顿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您是找不到雅典历史中那么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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