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也对民主没有太多的好感。在描述了三种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专制——之后，他还特别指出民众政府容易出现的问题：
人们因法律而自由，但人们还想自由地反抗法律；准则成了严厉，规则成了束缚。私人的财产成了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又成了私人的祖业。共和国是一种招牌；它的力量为几个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为所欲为。……于是出现了许多的小暴君，每个小暴君身上都拥有单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仅剩下的一点自由的东西也很快让人难以容忍；单一的暴君出现了，民众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腐化堕落的资格也没有了。民主要设法避免极端的平等意识，因为它将导致民主走向一个人的专制，就像一个人的专制终将走向征服一样。
孟德斯鸠的理想是英国式的立宪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堕落为专制。只是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哲人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至于百科全书派，人们认为其在大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尔巴赫（Holbach）[4]、伏尔泰和狄德罗之外，大多不太关心政治。他们捍卫个人的自由，抨击极端狭隘的教会的侵犯以及哲学家的敌人。他们既非社会主义也非民主分子。大革命和他们的理念毫无关联。伏尔泰本人表示自己对于民主不大赞同，他说：
民主仅适合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且还要位置好。尽管很小，但是它也会犯很多错，因为它也是由人构成的。混乱将在那里成为常态，就像挤满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过，因为喝下了这免费的海水[5]，该国将不会发生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会有爱尔兰大屠杀，不会有西西里岛晚祈祷事件[6]，不会有宗教裁判所，不会有苦役犯，除非这个共和国是由地狱某个角落的恶魔组成的。
所有这些所谓大革命的煽动者的观点却绝少是颠覆性的，几乎看不到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卢梭是他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几个民主哲学家之一，这也是他的《社会契约论》在大恐怖时期被奉为圣经的原因。他似乎在为无意识的神秘主义、情感主义的冲动所引发的行为开脱，并为其提供理性主义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未曾鼓吹过神秘主义、情感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卢梭的民主直觉相当可疑。他本人认为，他的社会重组计划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只适用于很小的城邦。因此，当波兰人向其讨教民主宪法方案时，他向其建议选择一个世袭的国王。
在卢梭的理论中，关于完美的原始社会状态的理论大受褒赞。当时的作家们和他一样，大家都确信原始人是完美无缺的，只是社会让他们堕落了。用好的法律来对堕落的人加以矫正，人们便可以重获原始时代的那种幸福。由于不懂心理学，卢梭便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受到同样的制度以及同样的法律的制约。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爱尔维修（Helvétius）写道：“一个民族的善与恶向来都是立法的必然结果……各个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结晶，这点难道有问题吗？”
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了。
三、大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很难确切描述大革命期间某位资产者的社会观和哲学观。不过，著名的《人权宣言》对这些观点做了概括，大致将其分为博爱、平等、民众政府等几种形式，我们将从《人权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都没有得到大革命时期人们的高度认可。而且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新立法者们依旧沉浸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回忆中，重温着柏拉图和普鲁塔克（Plutarque）[7]的著述。他们想重现斯巴达时代的政体、习俗、法律以及朴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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