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贵族失去了特权以后，第三阶级借助教育和才华全面接管了权力，二者之间没有了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还是有害的。既然贵族的能力和资产阶级的无能是子虚乌有，那么习惯法构建起来的不平等不再被认可便是理所当然的，第三等级也必然会对特权表示不满。
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等级，使得人们对贵族和教士阶级主动放弃特权不抱什么希望。最终在外力的逼迫下，他们在一个难忘的夜晚[2]放弃了特权。但太迟了，此时的大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的发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东西：公民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与生俱来的特权等。虽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这些东西最终也会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里一样。我们由此将会少受二十年的祸害，而为了避免这些灾祸，还需要一个与我们心理构成不同的心理构成，尤其需要一些与该时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资产阶级对源于传统形成的凌驾其上的阶级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在大革命胜利后洗劫失败者财富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诺曼人纪尧姆家族（GuillaumeleNormand）在征服英国之后把土地分发给士兵一般。
虽然资产阶级厌恶贵族阶级，但它对君主制却没有丝毫的愤恨，在资产阶级看来，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国王的愚钝和对外国的依赖却使其慢慢得丧失了民心。
第一届议会从未想过要建立共和制。实际上，议会具有极端的保王主义性质，它只想用君主立宪制来代替绝对君主制。当议会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后，便开始对国王的抵制不满。然而却不敢推翻他。
三、旧体制下的生活
对旧体制下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的真实处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为大革命辩护的作家们像捍卫宗教教义的神学家们一般，把旧体制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描述得极为不堪，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不幸的人为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被饿死。前巴黎大学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便是这种手法的典型。其中有一篇名为“路易十四时期农民的悲惨生活”的文章还附有一幅版画，画中最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个人和狗在争抢已经完全没有肉的骨头。在那个人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捂着肚子蜷缩着身体，在远处有一名妇女卧在地上，咀嚼着草。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些匍匐于地的人，或者说是尸体，或者是饿殍。朗博还举了旧体制统治的一个例证：“花上800里弗[3]在警察局谋得一份差事，便可以获得40万里弗的回报。”但在倒卖这类肥差的掮客眼中，谋得这些数目的好处算得上是极为清廉的了。他还向我们证实“只要花420里弗便可将人送进监狱，在路易十五时期，被监禁或放逐的人达15万之多”。
大部分有关大革命的书籍都缺少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这也是这个时期至今不被人所知的原因。
当然，原因并非缺乏资料，而是资料的矛盾丛生。只要将英国旅行家杨所看到并描绘的富足、热情的农民形象与拉布吕耶尔（Labruyère）所做的著名描述进行对比便可知晓。
农民们真的不堪税赋，要将自己收入的五分之四上缴而不是当今的五分之一？对此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似乎可以证实旧体制下的农村居民不可能过得如此悲惨，因为我们业已证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被农民买下的。
人们对当时非常暴虐和复杂的财政制度了解也很多，如预算经常处于赤字状态，残暴的包税人在各种税赋上层层加码。到了大革命时期，这种财政形势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上也提到了这点。我们注意到，会议记录所列举不是以前的情形，它反映的是由1788年的歉收和1789年严寒的冬季所引发的危机的真实情况。如果再提前10年，这些记录里会记载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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