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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_(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倪复生译(第二篇 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 第(3/5)页

攻占这座堡垒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朗博证实“攻占巴士底狱不但在法国历史上,甚而在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大言不惭。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第一次证实了一个从前令人生畏的威权是多么不堪一击。

威权原则一旦在人民的心中受到损坏,它很快便会分崩离析。对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主要堡垒免遭群众攻占的国王,人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向他提呢?被人视作无所不能的国王就这样掉下了神坛。

攻占巴士底狱还引发了一起精神传染事件,这样的精神传染事件在大革命历史中比比皆是。外国雇佣军团尽管对巴士底狱事件不大感兴趣,但受其影响,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哗变的迹象。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将这些雇佣军团解散。他重新启用了内克尔,并亲自来到了巴黎市政厅,当面承认了既定的事实,接着便从国民自卫队司令拉法叶特(Lafayette)手中接过蓝、白、红三色帽徽。代表着巴黎市的蓝、红和代表着国王的白连成一体。

这场攻占巴士底狱的骚乱即便称不上是“历史上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但它也标志着民众政府的开始。武装起来的人民自此以后便介入革命议会的讨论当中,并对议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民的介入符合人民主权教义,这受到了大革命历史学家们由衷的赞誉。一份关于大众心理学的浅显易懂的研究向历史学家们指出,他们称为人民的这个神秘的整体,其实就是几个领袖在做主。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冲击杜伊勒里宫,强闯国民公会等,不过就是几个领袖——通常是通过俱乐部——联系上大批民众并发动他们去攻占、去冲击而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同样的一群人,在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或攻击或保卫势不两立的政党,这群人从没有自己的思考,唯领袖马首是瞻。

榜样是最高效的一种心理暗示方式,攻占巴士底狱后,必然会有一大批的堡垒遭到摧毁。很多的城堡被视作小巴士底狱,为了效仿摧毁它的巴黎人民,农民们也开始焚毁各地的城堡。由于这些领主的住宅是用封建杂税盖起来的,所以农民们焚毁城堡的情绪更加激昂。活脱脱的一种扎克雷(Jacquerie)起义[1]。

制宪议会像随后所有其他革命议会一样,对国王傲慢自大,对民众唯唯诺诺。

为了终结混乱的局面,8月4日夜,根据一位贵族代表诺阿耶(Noaille)子爵的提议,制宪议会通过了废除封建领主权利法案。尽管这个措施一举废除了贵族们的特权,但该法案还是在热泪盈眶、相互拥抱中得以表决通过。这样的热情迸发可用情感传染来加以圆满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情感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因恐惧而不能自拔的议会中是可以传染的。

要是贵族们早几年放弃他们的特权,或许就可以避免发生大革命,他们放弃得太迟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只会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应当要有远见,要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路易十六在犹豫了两个月之后,批准了制宪议会8月4日夜里通过的决议案,并躲到了凡尔赛。领袖们向那儿派遣了一支七八千人的群众队伍,其中有男有女,因为领袖们向他们承诺说王室住所内有大量的面包供应。宫殿的围栏被推倒,一些侍卫被杀,国王及其家人在一干民众的叫嚣中被带回了巴黎,民众的长矛上还挂着被杀的士兵的头颅。这次恐怖的旅途长达6个小时。这些事件就是所谓“十月事件”。

民众的权力日渐强大,而国王,一如议会,则慢慢落入民众的掌控之中,也即落入俱乐部及其领袖们的掌控之中。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民众的权力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大革命也几乎成了其唯一的事业。议会宣称人民是唯一的主人,但议会还是被大大出乎理论预见的骚乱所困扰。于是议会便设想制定一部宪法来恢复秩序、确保人民的永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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