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樑的末科徒弟赵吉亮于2007年7月向北师大调查组回忆了当年的事。赵吉亮，1932年生，山东莱州人。1951年进京“学生意”[11]，1952年经人介绍来到成文厚。他在农村家乡已中学毕业，认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他说：“有文化的人做买卖，没文化的人进工厂做工。”他是迄今为止我们了解刘国樑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介绍了在刘国樑管理的企业当学徒的经历。
赵吉亮说，在刘国樑门下学徒，首先是师徒签约，这份契约一直押在刘国樑处。契约上写明徒弟的籍贯和文化程度，规定学徒三年，学徒工没有福利、医疗费，生死不管。徒弟的操行有“十不准”，如不许留指甲、不许留头发、不许吃大葱、不许吃大蒜、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出门、三年内不许回家、干活中间不许休息、过节不给钱。成文厚包管食宿，徒弟和工人都住在店里，每月有理发师进店给工人理发，由店里统一结账。店铺内有洗澡堂，工人随时可以洗澡。每日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清晨开张，晚上客人散尽打烊。厨房在店铺的后院，赵每天要到皇城根菜场给后厨买菜。白天站柜台，下班上门板，清扫店内卫生，再给大师兄江学真搭铺板，接着再伺候二师兄和三师兄。试用期三个月，期满后，刘国樑认为他肯吃苦、能干，人品不错，把他留下了，但辞退了另外两名学徒工。赵吉亮出徒后，每月工薪从18元提高到38.5元，据他讲，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了家。他的个人花费很少，他说，成文厚的工作服比他自己的衣服都好，他很满足。
通过赵的叙述可见，与传统商户的师徒传承相比，成文厚现代企业的差异有三。首先，传统商户的师徒关系大都是同乡熟人，刘国樑现代企业的师徒关系是行业关系，成文厚原来的职工也有从山东招远县老家招募的，后因工人罢工，刘就改从莱州招人，不再招同乡。赵是莱州人，从赵的角度看，是否同乡已不再是刘国樑招工的基本条件，刘国樑是把企业发展放在首位的。其次，刘国樑要求所有职工和徒弟都要学习现代账簿和会计知识，赵吉亮也不例外。他向大师兄江学真学习了账簿知识，能记住各规格账簿的名称和价格，然后被分配到门市站柜台。他还要打好算盘，他从小跟父亲学过珠算，到成文厚后，进一步提高了打算盘的水平。刘国樑要求全体职工精通账簿业务，对他也如此，还把他送到贾得泉会计学校读书，并为他支付了全部学费。最后，刘国樑注重进行商业诚信文化教育，对赵吉亮的影响很深，他认为，刘国樑的经营管理水平无人能比。他说，他从刘国樑那里学到了和气生财，“不义之财不能偷”。在赵的心目中，师傅刘国樑给了他一切，所以他在道义上始终忠于刘国樑。他还参与了刘国樑的一些基督教活动，称赞“刘国樑讲信用，开会从来不迟到”。
2.外来活力和新市场的高驱动力
成文厚原是刘显卿设在吉林成文厚总店的北京分号。据赵吉亮说，日军侵入东三省后，成文厚在吉林的总店罹难，刘国樑的一个弟弟被日军杀害，年幼的侄子被带到北京，交给祖父刘显卿和伯父刘国樑抚养。现在我们可以设想，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七七事变”，北京的成文厚分号成为家族企业的中心，这时从外省移居北京的刘国樑，在商业改革上有两个动力：一是在家族企业遭到重创后，必须要做出重振家业的新选择，把北京成文厚建成家族企业的新基地；二是需要找到在城市发展的新市场，以应对北京商业竞争的局面。他最后选择了与家族传统书铺业既有关系，又能融入现代会计知识的账簿业，创立了北京最大的账簿工商企业。我们将这方面资料所能归纳的基本信息和概念做初步的、对分析成文厚有用的假设，包括需要关注的工商业主与城市社会管理、家族企业和行业知识传承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兹简略表述如下（表1）。
表1 北京成文厚业主的城市商业管理和行业知识传承信息一览表
在表1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1952年之前，“股东合伙制”是符合1935年后成文厚的企业实际的。最初的模式是刘显卿当出资人，其长子刘国樑当经理，这是一种资本与劳动合伙的组织形式，“合伙人本来就具有一定的亲缘联系或乡缘联系”[12]。这种模式能满足合伙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即作为商业伙伴的股东具有足够的信用。在这种模式中，家族观念和家族辈分等级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影响到成文厚的决策。在日军侵略东北后，尤其是发生“七七事变”之后，成文厚的户主业主，即家族企业股东，要保护全家族的安全，其决策之一就是迁居北京，在西单大街一带站脚，主要方式是与北京本地市民结合，置办房地产，发展成文厚企业规模。而在北京大城市的环境中，他们也只能做如此选择，才能继承家族传统，动员新的行业资源，达到维护家族安全的目标。而城市房地产和行业知识资源是由城市商业网络和社会关系带来的。在基督教堂和基督学校坐落的西单地区，宗教信仰和宗教关系也会成为一种资源，帮助商人找到商机。但到1952年年底，可以肯定地说，刘国樑又非要面对两种大变动不可：一是政治上的“三反”“五反”运动，它打击市场经济和“资劳”关系，批判资本家的商业组织；二是刘显卿去世，成文厚不能不把原来的出资股东与劳动经理的合作结构，改组为资本与资本的合伙结构。而刘国樑在这时成为成文厚的登记户主和家族业主，政治经济背景已十分复杂，再加上他的家族企业业主的帽子，他本人的处境已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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