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学潮经常发展为整个社会表达不满与抗议的风潮，全国无不受此影响，而“北平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圣地，五四运动后，所有学潮恒以北平马首是瞻”[8]，战后也不例外。1946—1948年北平先后发生了反美抗暴运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反美扶日运动、“七五”血案等运动，很多运动波及整个社会阶层，影响极其广泛。当时，处理学潮成为北平各级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学潮处置中也有不同的处理意见及行为，秉承中央意志的警备司令部、宪兵、党部、军统、中统等系统基本上主张严惩，在学潮的处理过程中措施强硬，往往刺激学潮扩大升级；而非中央系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北平市长何思源与华北“剿总”傅作义等则出于现实的考虑，采取缓治和疏导的办法，避免了一些流血冲突。
早在1946年末的反美抗暴运动中，这种分歧就开始出现，何思源处于国民党政府与学生运动对立的夹缝中，左右为难。起先，何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抗议，要求惩凶、赔偿、道歉。当北平各校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时，何接见学生代表，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严厉指责美军的暴行，并且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议，向他们（指美军）进行严重交涉，学生要为政府作后盾”。[9]但是何的这种行为受到行政院的指责，行政院致电何思源强调：美军个别人违纪是法律问题，应以法律解决，绝不容许奸人借机诬蔑“亲密盟邦”，破坏政府外交。[10]李宗仁此时对学潮也尽力疏导。中统的情报就提到：“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11]当然反美抗暴风潮时，政府与学生还没有形成尖锐对立，所以北平当局内部的分歧还不是特别突出。
反美抗暴运动稍稍平息，从1947年5月又出现了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北平，5月18日由北大、清华、燕京、天津南开、北洋等13所院校联合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当日，北大学生宣传小组在西单做宣传时，遭到青年军208师的袭击和殴打。在当晚的紧急会议上，学联决定针对这一事件发起新一轮抗议活动，自5月19日起罢课，并决定5月20日举行大游行，向北平行辕请愿。
5月18日，国民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设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不超过10人：如有学生罢课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级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12]蒋介石发表谈话，内称：“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为保证整个国家之生命与全体青年之前途，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13]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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