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对待学生运动这个问题上，北平和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北平当局内部存在分歧。天津《大公报》提出：蒋介石发布之文告以其内容与现实不符而“增加了地方当局的困难”。北平对颁布《临时办法》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李宗仁5月18日召集各大学负责人及教授代表开会讨论时局，认为《临时办法》的用意显然是对付京沪请愿学生的强硬做法，北平拟“在执行上作一弹性之决定，以便兼顾中枢命令与地方特殊情形”。[15]对5月20日的学生游行决定不加干涉，李宗仁还对有武器者郑重告诫：“即使学生先动手，你也不要还手。”并严禁任何武装单位徘徊街头。[16]然而就在这次会商的次日，北平警备司令部以行辕的名义下令禁止游行，并将公文送至各学校，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收到此公文表示，“学校当局昨会联合访李主任，要求当局采疏导态度。本日官方除警备司令部命令外，尚无任何通知”。[17]可见北平警备司令部与行辕之间意见不一。
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与北平军统的马汉三秉承中央严厉镇压的政策，商定在20日派军警埋伏在学生请愿的必经之路，对学生进行镇压。何思源得知消息后，告知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出面制止。李宗仁约见马汉三，马说明了打算通过武力镇压牺牲几个人来平息学潮，李宗仁认为，打死了学生更会造成反政府的借口，要求马汉三速将军警特务撤回，从而避免了学生的流血牺牲。[18]这样，北平学生5月20日的游行基本上没有遭到军警特务的阻挠和镇压，并顺利到达北平行辕，提出自己的要求，李宗仁亲自接见，安抚学生的情绪，然后，学生有秩序地返回了学校。
与北平的疏导和不干涉迥异的是天津、南京、武汉等地在同一天的游行都遭到军警的镇压，学生伤亡、被捕者甚多。对于这种差异，当时《观察》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北平‘五二〇’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完全因为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这里指的是胡适和李宗仁）力争所致。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夜疏通了各机关，撤销了预定埋伏，由此才有了翌日的成绩。天津则不然，飞起了石子、木棍，出动了暴徒。爱国大游行，结果南开、北洋两股主流均遭殴，而不能汇合。这也正说明了地方当局意见的对立。李宗仁、陈继承的斗法，‘五二〇’事，李主疏导，陈主严惩，两人为此，几致勃豁。北平在行辕脚下，自然得给李主任一点面子，而天津市的指挥决策者，是上官云相。虽然短短240里，却不免有天高皇帝远之感，李主任当有鞭长莫及之叹了。”[19]由此可见，北平当局意见的对立，以及李宗仁对北平学潮处置的影响。
然而，北平并没有因为“五二〇”游行而平静，在以后的几天，军警特务寻机挑衅，逮捕毒打学生的事情时有发生。华北学联为抗议国民党最高当局通过《临时维持社会秩序办法》，决定6月2日罢课，以6月2日为“反内战日”。这时，时势演进，环境变迁，国民党中央电令平津地方当局，授以处理学潮全权。在随后的北平行辕会议上，陈继承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决定依《临时维持社会秩序》办法处理。[20]从6月1日开始，北平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如临大敌，全城戒严，在北大沙滩附近设置沙包、铁丝网，清华与燕京之间的电话线被割断，两校之间布满军警和特务，北平警备司令部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学潮。在此情况下，学生们改在学校活动，但是军警非但不撤除，反而采取了镇压的行动。当局派两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撞坏北大西斋大门，准备入校镇压，校长胡适打电话给何思源，何思源亲自到北大疏导，命令军警撤除，并立即拆除沙包、铁丝网等障碍物，才避免冲突的升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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