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在学潮处理中以疏导为主，恳切劝谕，收到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得了“民主将军”的美名。而且美国方面也对李非常关注，1948年，司徒雷登以调查清华、燕京及北大学生思想状况为名，专门从南京到北平做了考察，回来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者”，而“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36]这些在李宗仁日后的政治竞逐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在1948年副总统选举时，这无形的资本得到了体现，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葛鲁恩报告：“有一件事很确实：傅泾波与司徒大使坚决拥护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当蒋总统以高压手段干涉时，二人都感到惊恐不已。他们对于李宗仁并不存有幻想……他从前是一位军阀，具有军阀的种种缺陷。但他们觉得他能虚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实象征，且能成为蒋总统与一般自由知识分子间的桥梁。”[37]而这些资本大多是在北平行辕任上因处理学潮得当而获得的。
何思源在任北平市长时，在历次学潮的处理上，多是尽力疏导，尽量避免不幸事件发生，在政府与学生的对立中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1948年6月，何被免职以后，北平各民众团体、宗教团体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代表来访者络绎不绝。各界代表为何思源在市长任内对各方的爱护盛意，在25日集体拜访，表示感谢。27日北平参议会特地举行欢送会，授予何思源夫妇北平荣誉市民称号。何思源去职后专事和平解放活动，劝说傅作义、李宗仁走和平道路，联络各界人士进行和平呼吁，并亲自出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洽谈。[38]何思源从事和平运动，利用的主要资源就是其主政北平所积累的关系网络和良好声誉。
傅作义的情况稍稍不同前述二人，因为傅的军事实力以及才能，蒋介石在华北必须要倚仗于他，但是蒋在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的同时，指派其嫡系陈继承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具体指挥华北地区的嫡系部队。傅作义虽名为总司令，对这些部队不仅无法调动，而且连人事、兵员补充、后勤补给都难以插手，为此傅作义非常不满，三次电请辞职，都被蒋竭力挽留。[39] 最后还是通过“七五”惨案，傅作义首先澄清自己，把社会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陈继承等人身上，从而掌握主动权。傅还借此向蒋提出辞职。由陈继承继任，以退为进。最后，蒋介石表面上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撤换了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其实是迫于傅作义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傅又撤掉了几个北平市政府内的中统、军统特务，如撤去民政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社会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削弱了中统、军统势力对北平的控制。所以说傅作义是直接借了学潮的势，使自己在与中央系的争夺中取得了主动。
可见，在学潮中，中央系与非中央系的这种分野并不是一种偶然，其实背后有着中央与地方驱使动机、所依持与凭借的资源之不同等因素的不同。但是结果往往是中央政府承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相反像李宗仁、傅作义等这样的非中央系反而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
[1] 本文选自《民国档案》，2008（1）。
[2] 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有：[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三章《反战学潮》，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载《近代史研究》，2004（5）；左双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载《近代史研究》，2005（1）。其中胡素珊和左双文的论述中均注意到北平当局内部在学潮处置上的分歧，但限于主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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