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党部所属五大民众团体集合200余人，手持“枪毙冷家骥”的标语，呼喊“解散反动的总商会”“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分赴市党部、市政府请愿。市党部的答复是：已于14日下令逮捕冷家骥，并已转请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查明拿办，一俟捕获，即交由各民众团体处分。再赴市政府，何其巩的答复则没有这么痛快，他虽然声称此事已令公安局和社会局详细查复，但同时表示，此事属于司法范畴，市政府是行政机关，职责只在详查事实，上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至于逮捕冷家骥等处置，照中央颁布的条例，系由特种法庭或普通法庭处理，在国民党治下，一切均应遵照程序进行。市政府因权限有关，不能越俎，只能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行事。何其实表明了市政府不会答应民众团体的要求，去命令警察局逮捕冷、孙等人的态度。民众团体对这个答复当然不会满意，前后四次入见何其巩交涉，何的答复均同。[29]这反映了地方党政当局对此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市党部站在了支持民众团体这一边，市政府则对总商会网开一面。
市党部虽然对其所属五大民众团体逮捕冷、孙的要求予以支持，但它手中没有调动警察的权力，在市政府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它所能做的，只有向上级党部呼吁和向市政府施压。11月17日，市党部致电中央党部，指称总商会会长冷、孙等召集安福余孽，收买地痞流氓开会，并在会上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北平特别市党部”等口号，要求中央党部转令国民政府，电饬市政府将冷、孙速予缉捕严办，以维党纪。同时致函市政府，指冷、孙系张宗昌的走狗，应将其逮捕处死。[30]在围剿冷、孙的舆论中，市党部走到了前列，表明它与其支持的商民协会的态度完全一致。
市党部及其控制的五大民众团体屡次要求逮捕冷、孙，已不容市政府在此问题上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它必须表明立场。11月20日，何其巩就商民协会等要求对冷、孙逮捕治罪的呈文做出批示：“此案业已令行社会、公安两局，彻查真相，以凭处置。所有逮捕治罪各节，事属法律范围，非本府职权所及，应俟查复后，依法办理。”[31]其实是将他在接待五团体时的谈话书面化了。
中央党部对此也有表态，11月22日，市党部接国民党中执委会复电，称查办冷、孙反动案，已交国府照办。[32]
与此同时，何其巩也将这一事件的原委向上呈报，不过他的说法与市党部的说法迥然不同，而与总商会的口径一致，称此事掀起轩然大波系党部方面误会所致。市党部民训会对此相当不满，称冷、孙唆使党羽高呼打倒党部口号的情形，为该会参加商会大会的三同志所耳闻目睹，绝非有何误会，请市党部再电恳中央函达国府，饬令北平市政府查办。并派代表三人质问何其巩，何以冷、孙明白叛党，而不速即查办。[33]
12月10日，在市政府答应彻查真相迟迟没有动静的情况下，五大民众团体再次致函市政府和市党部，重申了逮捕、查办冷、孙的要求。[34]
12月14日，北平政治分会因国民党中央民训会来函要求调查、处理总商会反动情形，也对此事表态，决定照总商会证明为误会的结论加以回复。[35]
在市党部的屡次请求之下，到12月底，终于等来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此事的批复，结果令市党部及其控制的民众团体大失所望。蒋的意见与市政府的意见类似，认为此事系属法律范围，应循司法渠道解决。五大民众团体认为这种意见具有袒护性质，一面致电蒋介石，一面致函市政府，仍请查办冷、孙。[36]
直到1929年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民训会致函北平政治分会，要求它转饬北平市政府令总商会停收铺捐，指出如果确有借垫给养情事，或呈请各军酌予归还，或由当地富商分别摊派，不得侵犯政府权限，自由征收铺捐，致起纠纷，并要求市政府查办总商会中的反动分子。市政府接到来函后，立即要求社会局会同公安局制止总商会征捐，并查明已收铺捐的用途具报，同时致函总商会命令即日起停止征收铺捐。其实市政府这是在故作姿态，因为铺捐已于上年10月末无形停止，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一道迟到的命令。对市党部及其控制的民众团体一再请求而这次中央民训会已要求的查办冷、孙事宜，市政府在给社会局等的训令中则只字未提，说明在这方面北平市政府并不买中央民训会的账，致使此事再无下文，不了了之。[37]
不过经过这次风波，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在气势上实现了此消彼长。商民协会是新成立的组织，此前参加的商家不多，五个月铺捐取消后，退出商会、加入商民协会的商家开始增多；而总商会则受到了沉重打击，会长孙学仕长期称病不出，副会长冷家骥又已宣布辞职，总商会负责无人，外界开始认为它“恐不久将无形消灭”。[38]
在这一关系总商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北平市政府、北平政治分会都开始过问总商会陷入瘫痪的问题。1928年12月5日，市政府举行第16次市政会议，何其巩提出临时动议，指出总商会负责无人，不能任其长期停顿，社会等局应寻找一妥善的解决办法。[39]12月16日，政治分会致函市政府，指出总商会宜在市政府的监督之下，速按新制改组，以免贻人口实。[40]北平政治分会给总商会指明了改组以免消亡的挽救之道。
1929年1月12日，总商会拟妥了改组办法，并报社会局备案。[41]本来总商会决定按部就班地举行选举，但各方均认为总商会宜早日改组成立，不必拘泥，可直接召开执委会议选举常委。[42]1月25日，总商会举行选举，高金钊、冷家骥、李廷翰、高伦堂、杨以俭、孙学仕、杨绍棠等七人当选，冷家骥和孙学仕仍榜上有名。[43]2月13日，总商会选举主席团委员，北平市政府财政局长、社会局长均到场，政治分会和公安局也派人参加，市党部则拒绝与会。会议选举高伦堂、冷家骥、杨以俭三人组成总商会主席团，饱受民众团体和市党部抨击的冷家骥仍当选。[44]
在政治分会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冷孙等涉险过关，国民党中央则顺势承认了现实。1929年3月，中央民训会常委胡汉民、戴季陶、缪斌等人联名致函市政府，请其对新当选的总商会主席团成员冷家骥加以指导，以免再有逾越常规的言论和举动。这等于解除了中央党部对冷家骥等人的追查。[45]总商会新瓶装旧酒地维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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