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记叙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与商界上层之间的两次剧烈的冲突，以及中央、地方党政当局的反应，通过这些记述，我们既可以细化已有的认识，更可以纠正某些传统的结论。
在民众团体与商界上层的冲突中，呈现出一种国民政府与地方军政当局联手对付国民党地方党部及其支持的民众团体的局面，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地方党部的申诉则只是虚应故事。国民党人因身份不同而分属不同的阵营，这种状况表明，国民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为国民党的新旧之争与党政之争。当时商震即注意到，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两派，新派人物大都年轻气盛，但空有社会理想，而漠视社会实情，因此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操之过急；旧派稳健老成、持重和平，令人称道，但有类似过去军阀的气味。[73]
商震观察到的正是国民党的实情，高高在上的旧派以蒋介石等当政者为代表。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对执政路线的阐述给人的感觉是，除了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与大革命时不同外，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所揭橥的“打倒帝国主义”与“拥护民众运动”两大政策并没有改变。4月18日，蒋介石在讲演中表示，他的政府要继续推行“打倒帝国主义”和“扶助农工”的政策。[74]蒋介石还毫不含糊地表示，“继续革命工作，拥护民众运动”[75]。
然而，这并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他除了改变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外交政策外，对民众运动的政策也渐趋保守，原来他对民众运动的表态是口是而心非，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机会将他对民众运动的真实态度表露出来而已。1927年12月11日，中共发动广州起义，这给蒋介石压制民众运动提供了借口。起义发生后，蒋介石于13日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共产党在广东制造暴动，不仅是广东的问题，汉口、上海、天津等地，无不有共产党活跃。所以在未制定一定的办法以前，“须暂将一切民众运动制止，以免为彼等所利用”[76]。这才是蒋的真实态度，表明他对民众运动极为反感和排斥。
1928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的党的全会，它将全面确立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蒋介石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亲自向大会提出关于对外政策、整理党务、民众运动等方面的广泛提案。关于民众运动，他提出：“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从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指导民众运动之人员，由中央及各省党部召集，严加训练，在中央未确立民众运动与方略以前，民众运动，非经中央党部许可，不得自由举行。”[77]可见这条提案的核心是“暂停”民众运动。
不过，民众运动不但不是蒋介石说停就可以停的，而且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停止民众运动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借助民众运动的蓬勃发展而起死回生的，许多人对此是不能忘怀的。李烈钧在国民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上就公开批评了停止民众运动的做法，指称这样做是“因噎废食，殊不经济”[78]。
为了应对党内外反对停止民众运动的声浪，国民党中央开始思考有限度地恢复民众运动，同时给民众运动以严格的限制，以便将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免民众运动逸出自己的控制，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威胁到自己的统治。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民众运动决议案》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79]，给民众团体确立了双重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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