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全会只规定了民众团体的领导权，并没有解决民众运动内容的问题，国民党中央对此还是不放心的。于是在1929年3月召开的三全大会上，国民党中央在宣言中宣称，以前搞的是“革命之破坏”，今后要搞“革命之建设”，甚至给民众运动画好了框框：（1）民众运动，必须以人民在社会生存上之需要为出发点，而造成其为有组织之人民。（2）全国农工已得有相当之组织者，今后必须由本党协助之，使增进其知识与技能，提高其社会道德之标准，促进其生产力与生产额，而达到改善人民生计之目的。（3）农业经济占中国国民经济之主要部分，今后之民众运动，必须以扶植农村教育、农村组织、合作运动及灌输农业新生产方法为主要之任务。（4）本党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极力做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实行男女普遍的体育训练，提倡科学与文艺之集会、结社与出版，奖励实用科学的研究与发明。[80]用胡汉民的话来讲，就是“破坏工作完成，须接着开始做建设工作”，“中国民众运动，绝没有施用阶级斗争理论之余地”。[81]
然而，国民党中央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民众运动方略未必能为知识、社会背景不同的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和各地党部所接受，北平即是如此。
1928年6月，刚转入公开状态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立即开展党员登记工作，到10月中旬，登记的合格党员共1863名。[82]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全体党员总数的90%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占60%以上，印证了社会上北平党员大半是学生的论断。[83]
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的身份也与北平学生党员占优势的状况吻合。6月7日，市党部指导委员由黄如金（师范大学）、徐超远（中法大学）、梁子青（师范大学）、李乐三（医科大学）、王季高（清华大学）、李吉辰（中国大学）、徐季吾（北京大学）、黄国桢（朝阳大学）、马洗繁9人充任。7月初，谷正鼎由南京来到北平任指委。[84]在这10人中，只有谷、马二人不是学生，但他们与学界的关系也很密切。谷来北平前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但他刚于1927年8月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马系北京政法大学教授。其余8位都是北平各大学的学生。这些指委分属国民党处于地下状态时的几个秘密组织，其中由于国民党前青年部长、时任训练部部长丁惟汾领导的“中山主义大同盟”势力最大，所以指委中属于“大同盟”的人数也最多，黄如金、徐超远、李乐三、王季高、李吉辰、谷正鼎都是其成员；马洗繁、梁子青属于“新中革命青年社”；徐季吾、黄国桢则属于“三民主义实践社”。这些指委所属的国民党秘密组织在大革命时期都属于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曾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85]
南京政府成立后，这些组织所属的党员仍然留在国民党内，说明他们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的“清党”政策，但这可能是他们与国民党中央唯一的共同点，在推行民众运动等方面，国民党“二大”制定的方针政策仍是他们行动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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