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春风的《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特别从北平党、政、商三角关系入手，细致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与商界上层之间两次严重冲突的过程，还原了鲜为人知的地方政治细节，认为地方军政当局同国民政府一样，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作者还指出，党政之争反映了国民党内深刻的路线分歧，其中老派更重视社会安定，而新派则更看重社会改造，这种理念与实践上的差异，从地方角度，折射出了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初期的独特政治生态。
付海晏的探索与此类似。他的《革命、法律与庙产——民国北平铁山寺案研究》一文（《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充分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资料，考述了1929—1932年间电车工会与僧侣关于铁山寺庙产的纠纷案，呈现出北平地方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宗教势力等多股力量的复杂聚合与角逐实相。其中，佛教团体之间内讧不已，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非步调一致，国民党市党部及其所支持的工人工会表现激进，地方政府的态度则相对保守、稳重。最终，国民政府对庙产管理政策的适时调整，为结案提供了依据，也反映了政府反对暴力侵占、欲将寺庙财产纳入法制化监管体系的建设目标。这就为我们透视地方政治权力的运行，以及国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微观实例。
其次，对于那些发生在北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全国性事件，学者们也已尝试自觉摆脱传统的叙史模式，着力揭示北京独具的政治条件、社会环境、文化土壤等要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民国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一向是历史书写难以绕开的重要篇章，相关的科研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以往学者多聚焦于国共两党的对峙、中央政府的应对、学生团体的活动等方面，极少关注学运中北京地方政府的因应。实际上，中央政府、地方当局以及地方当局内部各派系，在学潮处置问题上，均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严重分歧。严海建的《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一文，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文剖析了北平当局与中央、北平当局内部各派系的不同态度，指出素以服从中央及领袖命令为本分的“中央系”主张严惩，较为重视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和前途的“非中央系”则希望疏导，双方争斗的结果是，“非中央系”借助学潮的处理收获相应的权势资本，而中央政府则遭受了严重的政治灾难。这就从地方史维度，丰富了学运史的叙事，同时也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中丧失民心、走向失败的内在因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此种研究取向也有体现。如杨早的专著《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力图突破内在思想理路的惯常分析，从京沪两地舆论环境角度着眼，来阐释运动首先发生在北京而非其他城市的地缘文化因素。作者指出，服务工商界的上海报业对推进思想文化的兴趣不大，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北京舆论阵地的建立，才将新文化运动推诸公众舆论层面，并提升了其所受关注度。可见北京特有的政治传统与文化氛围，乃是新文化运动在此孕育和爆发的重要原因，关于新文化运动兴起问题的研讨，绝不能脱离“北京”这个特殊的孕育母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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