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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北京研究精粹_黄兴涛(三、结语:娱乐新时尚的形成——从主体、本体到观念) 第(3/4)页

由于北平社会存在阶层分化,在一些市民的观念中,娱乐文化也具有“阶级性”。“多少人呢,多半是为吃饭问题出来奔走,或有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图谋他以后的需要,因此就把这世界渲染的说不出的一种繁华,同时也就把所有的人们判断出若干的阶级,和什么‘上’‘下’的名词。资产阶级的人是最先把这问题解决了,但解决以后,还有许多的需要,什么身体的享受必要安适,精神的感受必要快话。所以都市里的楼房、山村里的别墅、庄严的戏院、华贵的舞场,这多是他们这类人调剂精神、舒畅身体、寻找娱乐的所在。但是这类人不过占社会里最高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呢?是以身体和精神换来些劳动的钱,在这休息的空闲,也需有些娱乐,以安慰他那疲劳,但享受的程度,是要随着身份。所以由这点起,就分析出若干的阶级来,一般的人们,也就按着他的身份,去享这相当的娱乐。”[41]

应该说,市民对娱乐文化作用的评价,对其特性的一些概括,都是在为北平娱乐文化“正名”。从1927—1937年北平娱乐文化的实际情况看,市民所“正”的“名”,是契合实情的。

不同的阶层确实拥有不同的精神生活,北平底层的民众“虽然穷得可怜,可是有了三四毛钱就可以看电影了”。在他们眼中,上层社会的生活也有让人不如意的地方。“可怜那些最大的大人物……一切公众娱乐的地方都是少去的,甚或有时止几步路都要戒严,想要跑到农村或郊外去领略大自然之美更要兴师动众了,那是何等的不自由呦!”[42]

总的说来,北平市民对娱乐文化的态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有一定规律可循。人们娱乐观念的开放,说明社会在向前迈进,也说明北平文化在努力寻求现代转型。因为,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民众往往在娱乐层面上先进行尝试,看看能否调适、接受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提示人们,文化的发展、演变必须与它的主体人群相适应。1927—1937年北平娱乐文化的变迁史已经证明:一种娱乐文化形式的改变如果超出了普通观众的承受力,其生命力是会受到影响的。如当时北平的戏曲,“蹦蹦戏是不雅的、不美的,但是却能够受平民的欢迎。抢匪临上杀场,还得要唱两句白玉霜的句子,这是最接近民间的戏,文人所看不起的。京班渐渐由民间的戏变成文人的戏了。许多无聊的文人替梅兰芳、程砚秋编戏,愈编的好,愈和民间离得远了”[43]。而昆曲,“除了三十以上,或专攻文学的人以外,是少人看的”[44]。

[1] 本文选自《历史档案》,2005(1)。

[2]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3]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4]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5]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6]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7]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3-62。

[8]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9]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10]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11]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932。

[12] 《大公报》,1933-2-3。

[13] 《大公报》,1933-4-30。

[14]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J1-3-91、J2-7-337、J2-7-338、J2-7-339中的相关数据制表。

[15]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261。

[16]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102。

[17]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2-3-102。

[18] 《北平老百姓日报》,1933-8-31。

[19] 《老百姓报》,1935-1-19。

[20] 《老百姓报》,193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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