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北平的莘莘学子，除了对上海摩登热潮亦步亦趋之外，多少仍受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与传统消费方式的渲染。许多学生热衷于游庙会，便是个贴切的例子。游庙会不只是北平学生常见的闲暇生活乐趣，庙会还是家境较差的学生购买民生用品的重要处所。不少女学生，即使有许多新式娱乐供其选择，也会在假日结伴游庙会。[180]学生的消费有个特色，就是常出现群体活动；尤其是去庙会这种地方，更时兴一群人共同前往凑热闹。碰到城外的庙市开会时，有些学生还会雇驴骑乘，吆喝驰骋，引起路人侧目；有时乐极生悲，不懂驾驭技巧，反被驴摔倒在地而受伤。[181]
此外，到北平就读的青年学生，不少人也迷上听戏这个全市最普及的平价娱乐。有些男学生，甚至女学生，也跟时髦地捧角（即追捧京剧名角）一番。作家吴祖光（1917—2003）在30年代中期，便是个道地的“学生捧角家”：他愧称自己为了看戏、捧角，“瞒了父母不知花了多少冤钱？不知虚糜了多少光阴？更不知牺牲了多少功课？糟蹋了多少精神？”[182]北平青年学子以游公园、逛庙会及听京戏，作为日常民生或休闲娱乐的消费选项，堪谓其融入道地北平市民文化的具体表现。与上海等其他城市的学生消费生活相较，这些深具京味的特色，颇为突出。
与此同时，在文化气息浓厚的故都北平，众多的书店书铺，自少不了学生的身影。前述文人学者钟爱的琉璃厂，屡现学生踪迹；不少具有文化素养的知识青年，喜爱琉璃厂的书味与古味，反复游逛而乐此不疲。当时琉璃厂的某些书店业者，眼见中高等教育日渐发达，转营教材或各类文史译书与新书，此举益发吸引更多学生消费群。[183]
综上所述，故都北平社会的青年学生，虽不具生产力，却得以汇聚出可观的消费力。许多外来的富家子弟，包括少数财力雄厚的华侨后代，对当时北平城市消费的投入之高，更甚其师长辈的文人学者。[184]即使北京始终不如上海来得洋化，故都北平更不若上海十里洋场般地繁华与时髦，北平的知识青年仍尽情享受课外休闲生活，展现摩登的消费欲望。当时曾有论者表示，30年代的北平大学生普遍具有“三G”主义的想法，即“分数（grade），游乐（games），女友（girls）”。[185]倘此说属实，那么，北平大学生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心思不在书本上。也因此，他们的消费表现颇遭时人议论：
看呵！娱乐场中，或公园戏场：空气污染，飞尘人嚣，吵得头眩，电影场中，特别是星期假日，学生总占多数，影院经理大老板，借此大发财源，聚精会神，注视银幕，暗地里交换炭气，悠扬的乐声，富于肉感的跳舞，又不知沉醉了多少青年，真是物质战胜一切，所以西服革履，短发旗袍，最时髦的装束，时常映入眼帘，宝贵的光阴，无限的金钱，全消耗在刹时间。[186]
这类叙述，自非北平学生消费生活的全貌；不少用功上进及爱用国货的大学生与中学生，以及更多家境较差的学生，多半几个同学凑合租赁民房，买书只能上旧书摊。[187]偶尔攒出点闲钱时，会去看一次电影，其余的额外挥霍则谈不上。[188]有些较穷但用功的学生，则靠着帮有钱学生写报告、交作业，换取一些休闲娱乐的消费代价。[189]无论如何，由于当时北平的学生数量繁多，因此以量取胜的实力，仍相当重要地支持着故都北平的社会经济与都市消费。
整体而言，青年学子对故都北平的城市消费贡献，至少可从两方面观之：其一是学校聚集之处，容易推动附近区域商业的发展，其二是学生的趋新心态与崇洋的价值观，促成跳舞、溜冰、看电影等新式休闲与娱乐业的兴起，并成为光顾这些娱乐场所的主要族群。用时人的话来说，正因大批学生的存在及其消费表现，始造就故都北平“低度的繁荣”。[190]介于青年与成年阶段的学生，心性与行为都易受外在环境影响，又憧憬与异**往，这些特色都与故都北平社会的消费生活及两性文化的发展，产生密切关联。[191]虽然当时有些青年学子也随着时局变迁，反复来往于北平与南方（即华北生变就往南逃，局势稳定后又北上复学），但绝大多数的学生，仍与他们的师长一齐守着这座文化古城。文人学者与青年学子在故都北平扮演着城市消费主力的重要角色，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又开始另一段艰辛的迁校与流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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