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相信旧法的老北京人的实例，李孟氏主动具呈为自己的接生婆开脱责任，说明产婆用传统手法接生与婴儿死亡并无干系，不应负其责任，呈文虽措辞谨慎，尽力用“素性顽固，未谙新知识”等自谦之辞构成叙述基调，但从呈文中所表现出的产妇在助产士劝说下宁死不肯住院及产婆整个接生过程难以找出令人信服的纰漏等若干细节中，反映出助产士与产妇及产婆冲突的激烈程度。在这则案例中，现代卫生管理人员在旧法接生程序中找不到可予以指控的实际证据，产婆因一时未带接生筐等行为而遭二所督察员呈报，甚至保婴事务所再派出监督员查清二所报告中描述产婆行为的扭曲不实之处时仍予以取缔的决定，均反映出老北京社区空间已被现代医疗的生活网络所严密控制，社区中的北京市民对日常生活的认知逻辑也在被强行予以塑造着。
李孟氏的呈文中特别强调自己的自主选择在生育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强调李吴氏助产有年，颇多经验，又突出用认门俗例方才请来产婆等措辞，并且强调这是自己顽固守旧的结果，这实际上表现出产妇对传统接生方式的自觉认同和不得不对现代医学制度曲意逢迎的复杂的双重心理。一方面，李孟氏对住于同一胡同产婆的公共形象的认同感是基于长期的社区理念孕育而成的，传统的公共社区观念是以亲情关系与温馨氛围作为存在支点的，卫生示范区的建立通过监控网络与时空的改变冲刷与破坏着这一支点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社区生活节奏中，生育作为特殊的仪式，并不仅仅是现代医疗技术实现的单一结果，产妇也不仅仅是医疗程序随意处理的对象，生育过程始终需要整个社区中文化习俗系统所产生出的精神力量与仪式氛围的支持与呵护。按照社区的经验，当一位产妇从一个她所熟悉的环境被强行转移到一个非常封闭的现代医疗空间中，由陌生人予以监控时，内心感到恐惧与不安其实并非有悖常理。据说，法国18世纪的妇女是如此惧怕外科医生，她们把产科医生描绘成屠夫和刽子手，妇女有时宁可死在生育过程中，也不愿落入医生之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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