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构性冲突中的主动
在成为艺人之前，天桥艺人是被主流社会及其原有的生活空间、生活秩序抛出的一群人，是代表结构性不平等的，既承认个人选择的自主性，也肯定社会结构因素对个人自主性的限制的“生命机会”的体现。[47]如果从被原有的生活秩序抛离而言，这些后来才成为天桥艺人的人经历的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从个体有限的生命机会而言，这一过程则是主动的。在其随后所经历的，由天桥艺人所构成的底边社会社会化的过程中，其公开文本是处于劣势的徒弟-新人（novice）在被动地接受以师父为代表的处于优势的天桥艺人的教化。但是，只要考虑到认同是个人与群体在互动中呈现的相互定义的过程，考虑到既存的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的结构性冲突，我们就会发现新人在此过程中的主动性，即徒弟学艺的隐蔽文本。[48]在此过程中，虽然是师父、天桥艺人群体和他们所奉行的规范在教化新人，但新人为了尽快地习得这一另类社会的知识并被新群体认同，他自己也在主动地追寻、认同这个底边社会的规则、规范，并能动地对其进行建构与巩固。实际上，在一位新人决定要拜天桥艺人为师之前，他们自己或者其家庭已经认知到了他们可能会面临的生活。
拜师直至绰号的获得等一系列通过仪式都是结构性的限制与个人能动性互动的过程。同时，这些过程是在主流社会对天桥艺人本身惯性认知和角色期待以及天桥艺人群体对这些认知、角色期待的回应、调适下进行的。士、农、工、商等“良民”的优势和天桥艺人的劣势，天桥艺人内部师父的优势和徒弟的劣势，天桥艺人不同行当之间的优势与劣势，都同时对一位流落到天桥并愿意拜师学艺的新人身份的建构产生着影响，新人也主动地回应着这些影响并使与之关联的人身份、观念发生变化。
（二）无奈的抗争：我们怎么能是下九流呢？
《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古训，经过数千年的习演教化，其影响所及远非识文断字的国人。在相当意义上，劳力者和劳心者之间的对立决定了中国社会迥异于印度社会的洁与不洁的二元对立，从而形成中国人“伺候”与“被伺候”的二元对立。中国社会这种伺候与被伺候的对立也决定了不同中国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并先天性赋予其角色期待与群体认同。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解除贱籍的律令，但对于被归于伺候人行列，供人娱乐、提供闲暇的艺人，由于其所作所为可能会从思想、精神以及武力等不同层面威胁统治者的安稳，或者让统治阶层的成员“意志消沉”“腐化堕落”，所以，如前文所述，直到近代，艺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一直十分卑贱。这也才有了田际云、郝寿臣那样不愿让儿子唱戏的想法和谭鑫培所遭受的羞辱。经过长期的实践，这种卑贱的认识已经由一种外在强加的观念内化为艺人自己的认知，并最终从艺人自己的言行中表达出来，近代天桥艺人表现尤为明显。就整体情形而言，学艺、卖艺完全是天桥艺人的末路和无法选择的选择。除非是孤儿，一个原本有着大家庭的人如果要走上天桥艺人之途，他就会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遭到家人、亲戚以及邻里的贬视与唾弃。
一开始，竹板书艺人宋来亭在天津说书。认为他辱没了家门的二伯父揪住他就打，拆掉了他卖艺场子的布棚子，如此数次。无奈之下，他遂去塘沽卖艺，但二伯父同样追到塘沽，掀了他的场子。最后，宋来亭只得远离天津，来北京天桥撂地。正是在他逃到天桥时，曾经在宫里说书的张福魁给困惑、痛苦的他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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