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拥有北京心脏的北京城内，它的整体生态结构又是怎样的呢？图2、图3是根据1917年和1946年民政部的人口调查所绘制。通过图上的人口密度和男女比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北京城市结构的变化。整体上来说，中心地带的商业区人口密度较高，男女比例极高；中间的居民区男女比例和人口密度较低，官厅集中区域则相对较高。另外，内城的北部、外城的东西部郊区为贫民居住地区，外城的南部仍处于未开发状态。
图2 北京城内的人口密度
1917年度：Gamble（1921），p.95.
1906年度：《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二集》，第14～16页，北平，北平市工务局，1947。
图3 北京城内的男女比例
1917年度：Gamble（1921），p.100.
1946年度：《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第14～16页，北平，北平市工务局，1947。
在1946年的人口密度图上可以看出，这种城市基本结构，随着30、40年代北京人口激增，内城的全部区域内人口密度上升；外城的南部地区得到开发，人口密度开始升高。在男女性别比例示意图上，以1917年的内城西部地区男女比例最为平衡，到了1946年男女比例变得严重失衡，这可以说是因为这一带由于官署和大学的设立，单身官吏和学生大量涌入的结果。
图41917年的北京城内极贫户口比率
出处：Gamble（1921），p.272.
如果要想根据以上数据对近代之前的北京城市结构进行推论的话，也许1917年的数据能够折射出一点近代之前北京的模样。因为城墙的拆除、街道的重整等城市空间的调整是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从城市整体上看，男女比例失衡现象异常严重，女性和男性比甚至达到了100∶174的程度。从商业地区极高的性别比例中我们可以想见，单身来北京做学徒或是店员，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之多。另外，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的单身官僚、预备兵和学生应该也为数不少[10]，也许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北京是一座为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所填充的城市。
另外，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得以明确区分，这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即，内城的东部和西部为贵族、官僚、富有阶层的居住区域，而内城的北部则为贫民区；还有，外城北部除了其中心地带一商业区以外的左右边境地区也是贫民区，外城的南部地区在20世纪10年代仍属未开发地区，或是为遭到疏离人群的居住区。“东富西贵，北贫南贱”，北京的这一谚语形象地揭示了北京居民的居住格局。
虽然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居民生活历经明清并不总是以繁荣的面貌示人的，但是进入近代期，居民生活困窘，挣扎徘徊在贫困的阴影里，却是不争的事实。张德昌就曾描述了一个在北京为官很久却沦落到要靠典当衣物换买燃料的官员李慈铭的窘况[11]，而对从未按时领到俸禄的北京八旗兵来说，生活之窘迫，更是如此。因此，1870年以后几乎每年政府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救济活动。[12]图4是根据1917年的资料所绘的极贫户口比率示意图。从此图上可以看出极贫户口比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在内城的皇城周边、西部、北部，外城的东、西郊区，其中皇城周边和西部地区是旗人集中的地方，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旗人生活困窘的事实。20年代到30年代社会学家较为系统地对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生活状况，值得一读[13]。甘博以居住在北京的283户人家（256户汉人，23户满族人，4户回族人）为对象，通过对他们在1927年到1928年这一年间所做的家计簿进行了调查分析。应该说他的调查统计在同类研究中是最为缜密的，因此下面就以他的调查为依据，了解一下北京胡同地方社会的整体生活状况。
从甘博的调查结果（表1）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月收入50元以下的居民是全体居民的67%，不满25元的居民有41%。因为在当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也要月收入25元。[14]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绝对贫困阶层居民超过了40%。而且这一低收入层多为北京出生的居民，相反高收入层多为外地居民，这一事实也是相当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意味着，北京出身和非北京出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即非北京出生的人，都是些接受了相当程度的高等教育的人，为官或从事教师、专门的技术工作等的可能性高，而北京当地出生的人只是作为普通劳动者，属于社会下层阶级。
表1Gamble的家计簿调查对象的出生地以及收入情况
北京居民的具体生活状况，根据Gamble的调查显示，北京居民家计的Engel系数极高，45%的居民家庭收入的50%以上用于食物支出，甚至有的家庭80%以上的家庭所得用于食物消费。家庭的基本单位不是大家族，而是一般由4～5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具体的居住情况，富有的家庭可以拥有一座独立的四合院，而占绝大多数的月收入40元以下的贫困家庭，比如一个大的六口之家则只能租住在四合院的一隅，一间房子供2～4人生活起居是很平常的事情。[15]有意思的是，尽管生活水平低下，91%以上的调查对象还是愿意在香或者纸钱、神像、庙会时的提灯上支出。虽然金额微不足道，但还是折射出在普通市民的生活里，各种民间礼仪活动的根深蒂固。[16]而且北京贫民的这种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同时期的上海等城市。[17]或者也可以说，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两极分化为外地出身的官僚以及从事专门职业的高收入层和占大多数的挣扎在贫困线的低收入层。京官李慈铭的潦倒也只是相对的[18]，仍是城市贫民生活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城市贫民们有今朝没明日，今天的温饱永远是他们要解决的难题。家人病了，除了买束香到临近灵验的寺庙里为他祈求降福以外，亦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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